编者按：惊悉著名学者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冯天瑜先生于2023年1月12日上午去世，伤感悲痛之余，“道中华”特邀其学生聂长顺老师提供冯先生的遗稿一篇，在此转发（略有改动），以为纪念，并愿逝者安息、家人亲朋节哀保重。
(资料图)
先生生于1942年，湖北红安人，身前担任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湖北省中国史学会会长等职务。先生一生致力于中国思想文化史的研究，着重从中国文化生态、中国文化特质和中外文化互动等方向进行阐释发微，著作等身，名满天下，主要著作有《“封建”考论》《明清文化史散论》《中国文化史断想》《中国文化生态论纲》《中华文明五千年》《三十个关键词的文化史》（合著）《中国文化史》（合著）等。
▲冯天瑜先生（1942—2023.1.12）。
研究中国文化的世界影响，莫过于自新航路开辟以后的大航海时代到来。因为在此以后，中西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中国文化随着西洋传教士的介绍播散欧洲，对欧洲史上的思想启蒙和现代理性精神的开启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文化世界性影响正式开始。当然，在此之前，中国文化在东亚文化圈内已经产生了区域性影响，塑造了日本、朝鲜、越南等国的文明形态。今作此小文，主要从中国传统史学、思想文化、文学小说、建筑艺术的角度分析中国人文精神对世界所产生的影响。
▲冯天瑜先生著作几种，《三十个关键词的文化史》一书为2021年出版书目，与其学生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聂长顺老师合著。
万国通例、纷纷效法——中国史学的域外传播
中国史学编纂体例和方法、史官设置等对东亚文化圈诸国产生的影响巨大，而在东亚文化圈内，日本受中国古代史的影响颇深。
日本第一部史书《日本书记》（成书于8世纪）即仿中国正史的敕撰史书，体例采中国《史记》的本纪，依天皇立卷，编年记事；多处摘抄中国史书原文。日本设立史官，也仿自汉唐。受中国文化启发，日本学者的修史宗旨在于作政治借鉴和人伦规范，宣扬大义名分，劝善惩恶。体裁取中国史书范例。史笔或春秋笔法，一字褒贬；或“据事直书义自见”，编者不予置评；或设论赞，纵论善恶得失；史评则常援引中国同类史实而评判日本历史的意义和价值。
▲冯先生文中提到的《日本书纪》书影。
水户藩第二代藩主德川光圀（1628—1701）聘明儒朱舜水（1600—1682）为宾师。朱舜水向弟子安东守约、安积觉等讲授“尊王攘夷”说，形成水户学派，对日本江户至明治时代的修史及政治均有影响。水户藩编纂《大日本史》，多有朱舜水弟子及再传弟子参加。该书仿《史记》，有“日本史记”之称。
朝鲜的《高丽史》、越南的《大越史记》也从体例到史观、史体都深受中国史学的影响。东亚各国还仿效中国的修史制度，开史馆，设史官，编撰史书。史官制度及撰史宗旨、方式上的一致性，成为东亚文化圈的重要元素。
欧洲启蒙思想家也高度赞赏中国史学的非宗教的理性主义精神及连绵的历史记录，但经过改造，主要被用来反对宗教神学和蒙昧主义，正如伏尔泰所说的“用中国这个例证把《圣经》的历史权威打得七零八落，这就足够了。”
阴阳之道、关涉科学——《易经》与莱布尼茨二进制
16世纪以降，入华耶稣会士向欧洲介绍中华元典《易经》《老子》和宋明理学等，西方人因之耳目一新。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首先认识到中国文化对西方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开启以后启蒙思想家借重中国文明鞭笞旧欧洲传统的先河。他在欧洲与中国文化之间作比较时就说到“欧洲文化之特长乃数学的、思辨的科学……但在实践哲学方面，欧洲人实不如中国人。”
▲莱布尼茨（1646—1716），德国思想家、哲学家、数学家、科学家，二进制的发明者。
莱布尼茨对二进制算术的研究，就受到中国古代《易经》的重大启示。1701年，法国入华耶稣会传教士白晋在给莱布尼茨的信中附寄了两张易图，即《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和《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莱布尼茨对此详加研究，认为八卦的排列是人类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数学上“二进位”思想。1703年，莱布尼茨在《皇家科学院科学论文集》中发表了题为《二进制计算的阐述》的论文，并将二进制扩展到加减乘除四个方面。
没有二进位法，就不可能出现现代数理逻辑和计算机科学。而莱布尼茨能够成为符号逻辑或数理逻辑的前辈，学界公认是受到了《易经》阴阳理论的影响。
人文理性、祛除神魅——中国理性精神对欧洲启蒙运动的助益
启蒙运动是18世纪在欧洲各国爆发的影响深彻的思想运动，其基本特征就是把理性当作一切现存事物的唯一裁判者。启蒙思潮的出现，固然有其深厚的经济、社会根源及欧洲思想渊源，而来自东方的具有实用理性精神的中国文明也为其提供了启示，成为伏尔泰及与其同时代启蒙思想家借以鞭挞中世纪欧洲的“巨杖”。
首先，这体现在启蒙思想家对中国理性的推崇。如伏尔泰就希望在清除现存的基于迷信的“神示宗教”之后，建立一个崇尚理性、自然和道德的新的“理性宗教”。而在伏尔泰心目中，中国儒教乃是这种“理性神教”的楷模。他的书房挂着孔子画像，下面题着四句颂诗：
子所言者唯理性，实乃贤者非先知，
天下不惑心则明，国人世人皆笃信。
▲伏尔泰（1694—1778），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史学家。
因此，伏尔泰称赞中国哲学“既无迷信，亦无荒谬的传说，更没有诅咒理性和自然的教条”。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也指出“孔教否认灵魂不死”。狄德罗《百科全书》中关于“中国”一段，介绍了自古代至明末的中国哲学，认为其基本概念是“理性”。他称中国儒教“只须以‘理性’或‘真理’便可以治国平天下”。
在中国历史上，入主中原的异族无一不被中华文化所同化，欧洲启蒙思想家认为这是中国所特有的伦理型文化强大的生命力所致。伏尔泰对此深有所感，遂仿照元曲《赵氏孤儿》编写诗剧《中国孤儿》，剧中崇尚武功、暴力的成吉思汗（伏尔泰将剧中的王者取名“成吉思汗”，乃是基于欧洲人对成吉思汗熟知所致，实与成吉思汗无关）最后折服于崇高的道义。伏尔泰在这个诗剧的前言中写道：“这是一个巨大的证明，体现了理性与才智对盲目和野蛮的力量具有自然的优越性。”
其次，启蒙思想家更进一步，希望“哲学代宗教”。在德国，以“哲学的宗教”来代替正宗的宗教的哲学思潮，也受到中国哲思的影响。黑格尔虽轻视中国哲学，但他认为中国在宗教方面“是依赖自然界的各种对象，其中最崇高的便是物质的上天”而非杳冥难测的神意却一语中的。
在英国，启蒙学者也常常引用“中国人的议论”来批驳《圣经》。18世纪早期的自然神论者马修·廷德尔在其《自创世以来就有的基督教》中，对孔子与耶稣、圣保罗的言行加以比较，认为“中国孔子的话，比较合理”。休谟也认为“孔子的门徒，是天地间最纯正的自然神论的学徒”，故中国哲学可作为英国自然神论者的思想材料。
▲大卫·休谟（1711—1776）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
伦理准则渗透本体论、认识论、人性论，中国哲学的这一特质也引起欧洲思想家的注意。法国启蒙学者霍尔巴赫认为，“伦理与政治是相互关联的，二者不可分离，否则便会出现危险”。而在世界上“把政治和伦理道德紧紧相联的国家只有中国”。莱布尼茨也说道：“如果请一个聪明人当裁判员，而他所裁判的不是女神的美，而是民族的善，那么我相信，他会把金苹果送给中国人的。”法国大革命时期，中国的德治主义还对雅各宾党人发生影响。1793年，罗伯斯庇尔起草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的第6条引用中国格言：
自由是属于所有的人做一切不损害他人权利的事的权利；其原则为自然，其规则为正义，其保障为法律；其道德界限则在下述格言之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罗伯斯庇尔（1758—1794），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的最高领导人，《人权与公民权宣言的起草者》。
欧洲思想家所理解和表述的中国文化不免带有理想化色彩；但中国哲学对于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思想体系的完善确乎发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从十六世纪开始，欧洲就开始了文艺批评运动，而发现中国一举又大大推动了这一运动的蓬勃发展。”从19世纪中叶开始，欧洲加速了对中国哲学、思想的吸收，使之成为推动欧洲哲学思想、社会变迁不可或缺的精神动力。
古今相续、昭示永恒——太极图的后现代启示
“太极”是中国古哲术语，意为演生万物的本源。太极图由黑白两个鱼形纹合抱成圆形图案，俗称阴阳鱼。它形象地表达了太极阴阳轮转、相反相成是万物生成变化根源的哲思。阴阳鱼外围配以八卦，合成“八卦太极图”，亦称“太极图”。
阴阳八卦思想是中华先民的伟大发明。相传伏羲作八卦，文王演周易、重叠八卦成六十四卦。这是把先民群体（无名氏）的创造归之于“文化英雄”（伏羲、周文王等）的说法。作为哲学范畴的“太极”，由战国时期的《周易》（包括经、传）提出：
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宋人周敦颐绘“太极图”，完成太极八卦观念的图式化。其《太极图说》诠释“太极”曰：
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
太极图生动形象地揭示了宇宙构成的奥秘：阴阳对立而又统一，相应而又合抱。太极图中心阴阳鱼的S曲线，是一分为二的阴阳双方彼此依存、制约、消长、转化的动态展现。由此曲线判分的阴阳双方，互补共生，相反而又相成，象征着宇宙万象遵循对立统一法则实现的和谐。在阴阳鱼周围绘出伏羲八卦图，合称“伏羲太极图”，乾阳表南代夏，坤阴表北代冬，符合北半球季节变迁实况，显示了季节之变的顺时针方向并与宇宙天象旋涡运动相吻合。
太极图将易道的“流行”与“对待”两大精义生动揭示出来，体现了从社会人生到宇宙万象的多元综合性、互补和谐性、动态演化性。这种特性体现于天人之际，便是人类与自然相亲和，彼此发明、相互推进。这种人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共生，表现于人世间，便是“五伦”的良性互动共济，“和而不同”。
阴阳互补共生、相反而又相成的观念，是克服主客两分对立的现代病的启示之源。本来，从宇宙万象到社会人生，莫不包含阴、阳两种因素，月亮、女性、收缩、保守、响应、合作、直觉、综合可归于“阴”；太阳、男性、扩张、要求、进攻、竞争、理性、分析可归于“阳”。
近两三个世纪以来，在机械论指引下的工业文明取得巨大成就，同时也引发文明的失衡，主要表现为阳盛阴衰——理性知识、分析、扩张被发挥到极致；直觉知识、综合、生态意识却被轻视乃至忽略。这种“崇阳文化”的无节制发展，已经造成“现代病”的蔓延：其一，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生态危机已愈益迫近；其二，人际关系紧张，即便一个社会内部也有矛盾加剧的可能。健康的发展前途是：适度提升阴性因素，以达成动态的阴阳平衡。
恰值“后现代”门槛，一些站在科学及哲学前沿的西方学者，揭示中国古典文化的当下意义。1930年，科学史家乔治·萨顿在题为《东方和西方》的演讲中说：“新的启示可能会，并且一定会来自东方。”中国传统文化的世界影响，决非仅属过去时，更具有现在时、未来时的意义。而和谐之道最完美的表述，莫过于太极图。（供稿 聂长顺 制作 胡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