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岛全媒体首席记者 张文艳

青岛回归百年继续。

百载春秋，倏然而过。1922年的冬日，青岛回归祖国。那年的风霜，曾经冰冷过，最终结成了一道光芒，照亮了这座美丽的城市。从巴黎和会，到华盛顿会议，当鲁案谈判提上日程的时候，回归的曙光就蔓延到了青岛。三年前，回荡在全国的“还我青岛”的呼声越来越近，也愈发清晰。只是，鲁案谈判经历波折，督办王正廷作为青岛接收的功臣，也感受到了荆棘丛生的压力。于是，采访文史专家并遍查档案，力图再现谈判时的你来我往，明争暗斗，还原鲁案谈判的全过程。

(资料图片)

1

走马上任

打响没有硝烟的战争

1922年3月3日，初春。

当“特派王正廷督办鲁案善后事宜，所有应行筹备各事，责成该督办妥慎办理，随时呈报”的任命送到王正廷手中时，他有一种说不出的激动。阳光透过窗户洒进屋内，暖意袭来，他踌躇满志。他知道，作为巴黎和会上的谈判主力，他们也助力了是年2月4日《解决山东悬案条约》的签署。

81个日夜的谈判，让世界看到了中国的不屈和坚决，华盛顿会议中国全权代表顾维钧、施肇基、王宠惠等，在“边缘谈判”中一波三折，经历了两个多月的拉锯战，36次的谈判，终于实现了悬案条约的签署。然而，这只是鲁案巨著的序曲，接下来的大幕，正等着青岛拉开。

外交官王正廷接任的鲁案督办，在很多人看来是“烫手山芋”，因为他面对的是厚颜无耻之徒，因此，组成强有力的团队在此时尤为重要。北洋政府任命山东督军田中玉为会办，协助王正廷在北京组建的鲁案善后公署，筹备谈判的前期工作。1922年6月7日，王正廷正式成为鲁案中日联合委员会中方委员长，老将军何宗莲、外交部简任参事唐在章、外交秘书徐东藩为鲁案中日联合委员会第一部委员。然而，何宗莲年老体衰，已无心政坛，他称病告退，回了老家。接任者是时任两湖巡阅使顾问、山东籍的老同盟会员陈干。这位震旦公学的创始人之一，为革命事业奔走在刀尖之上，他有勇有谋，在鲁案谈判中，敢于挑战王正廷，在接收时，敢于深入匪营，解救人质隋石卿，成为青岛回归路上的闪亮之星。时任交通部的三位要员劳之常、陆梦熊、颜德庆为第二部（铁路委员会）中方委员。阵容中既有军界宿将，也不乏久经砺练的外交干才和资深的铁路交通专才，且山东籍的委员占了一半。

在谈判团队中，还有一位成员值得一提，那就是孔祥熙。在王正廷组建班底时，各方荐人的条子如雪片飞来。著有《王正廷的外交生涯》的完颜绍元说，外交高手王正廷采取的是表面敷衍，内心有谱的模式，“紧要的岗位，他心里早已有谱，德国人在青岛举办的企事业颇多，督办公署内专设了一个实业处，办理接收事宜。这个实业处处长，他邀请孔祥熙来担任。”

孔祥熙和王正廷是校友，先后留学美国耶鲁大学，都专攻法律。其后，孔祥熙在王正廷的推荐下，当过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日本分会的总干事。孔祥熙到职后，见人先堆三分笑，很快便和全公署的人都混熟了，王正廷呼他的英文名字“H·H·Kong”，别人都叫他“哈哈孔”，或者干脆叫“哈哈”。

在这里有个小插曲，完颜绍元称，王正廷有个秘书姓孟，颇通子平算命之术，给他算了一卦，说他贵不可言，将来可以位居相国。“哈哈孔都可以当到相国，那王督办呢？”同僚们向孟秘书请教。“王督办？王督办也有相国之命。”孟秘书莞尔一笑，又压低声音故作神秘道：“不过，今年岁交壬戌，流年不利，怕是有些折腾哩。”当然，这是玩笑话，但也预示了鲁案谈判荆棘丛生，王正廷也因为谈判中的做法引起过公愤，进而给他“收回之役”的高光蒙上了阴影，此是后话。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日方派出的是日本驻华公使小幡酉吉，担任委员长，日本驻青岛民政长官秋山雅之介和日本大使馆参事官出渊胜次为委员。“小幡酉吉在1898年到北京任公使馆参赞，经历20多年对中国外交的历练，是有名的中国通，在逼迫袁世凯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等中日谈判中以凶狠骄蛮而著称”，青岛市档案馆张蓉在《鲁案善后谈判中公产接受交涉始末》中分析了日本授意小幡谈判的主要策略，那就是一个字：“拖”。因为《解决山东悬案条约》第三条中明文规定：有关青岛行政权及公产移交必须在6个月内完竣。他们采取拖延战术，阻挠细目协商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可以将责任推给中方，使山东问题再次成为悬案，继续可以霸占。

狼子野心已昭然若揭，摆在王正廷他们面前的是荆棘丛生的谈判，谈判桌上，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正式打响了。

2

战幕拉开

中国收回护路主权

战幕拉开：先撤兵，后谈判。

这是王正廷和顾维钧这对巴黎和会老搭档的共识。当意外邂逅在一次聚会上时，“王正廷问顾维钧对鲁案善后的看法，顾维钧不假思索地说了两个字：撤兵”，著有《青岛回归》青岛文史专家于佐臣先生还原了两人的对话，顾维钧的两个字恰好与王正廷的想法不谋而合，王正廷不由击掌一笑：“好啊，先打对方的软肋！”

外交部，西式平顶建筑覆盖着金色的光辉，见证了中国近代外交史上的重要时刻，雕刻着岁月深深的印痕，这是历史的积淀，而1922年，又见证了一桩大事件的发生。

谈判桌上，王正廷和小幡酉吉对面而坐。一张谈判桌，7年前，签署了二十一条，如今又将鲁案放上了台面。谈判伊始，王正廷就提出了“先撤兵，后谈判”。

撤兵首当其冲。要知道，此时的日军盘踞青岛已长达7年之久。

1914年，当对青岛觊觎已久的日本列强发动日德战争时，一张大网也同时铺开。他们迅速登陆龙口，横穿胶东半岛，每隔10里，就派兵驻扎，“驻兵三四十人或七八十人不等，沥沥落落布满400公里胶济沿线。日兵分驻各处，遍布乡里，日兵一日不撤，暴行就一日不绝！”于佐臣先生撰文称，尤其是胶济铁路上的日本驻兵，如一道绳索，紧紧捆住了这条经济线，“日本军队以青岛为大本营，在胶济铁路上东来西往，时减时增，把胶济路变成了一架大天平，每移动一下砝码，都要中国政府和人民付出惨痛的牺牲和代价。”

拖延，佯装答应，明目张胆……日本用尽了一切手段，始终将兵力深插在青岛乃至山东的土地上，贪婪地攫取着这片富饶之地的资源。是时候出手了，王正廷将谈判首先指向最棘手的撤兵也就是日本驻军问题，这其中没有利益的纠葛，而且是对中国主权的昭示，毫无商量的余地。

外交部里，窗外的暖阳无法缓解室内凝重的气氛。

两次会谈，中方异常坚决，3天之内，将一份日军分段撤离的时间表放在了小幡的面前。小幡无话可说，脸色阴沉，狡黠的目光游离在眼前的时间表连同驻军布防、营房设备的明细说明书上，正如对方一直执行的宗旨，他在想方设法拖延。

借口有了。小幡说，驻扎在铁路沿线各地的日侨有很多，需要切实保护，希望能够将胶济铁路沿线的高密、淄川、周村、坊子等地开为商埠等等。小幡滔滔不绝，王正廷嗤之以鼻：“这些都已有解决的办法，而且也超出了我们现在讨论的撤兵谈判范围！”

掷地有声，小幡再也无话可说。是年3月28日，双方签订了《胶济铁路沿线之撤兵协定》。正如于佐臣所说，鲁案善后的第一颗钢钉终于撬动了。按协议规定，日军驻铁路沿线的兵营留备中国巡警使用，日军再一次展现了他们的贪婪本质，能带走的全部带走，带不走的就毁掉，“这些返国的日本巡警一路走来，更像一群群腰挎肩扛、车拉人抬的辎重兵，在胶济路上留下一行行膨胀着罪恶和贪欲的鬼魅身影……”

至是年4月30日，胶济铁路女姑口以西各站全部换防完毕，先期由王正廷向青岛总商会借款10万元作为胶济铁路护路巡警经费，中国终于收回了护路主权。

3

枝节横生

公产接收陷舆论漩涡

万事俱备，公产接收谈判正式开始。

在此之前，唐在章提醒王正廷：小幡这人凶狠骄蛮，别看他外表笑容可掬，此人凶狠骄蛮你得格外留意。王正廷自然不怕，在巴黎和会上，他已经领教过牧野的手段，小幡在他眼里，不过尔尔。

1922年6月2日，中日双方在北京外交部举行两国批准《解决山东悬案条约》换文仪式，条约随即生效，“善后”开始。因第一部谈判涉及的项目繁多，因此设立了海关、公产、邮电、矿山、盐田、准备接收6个分委员会。第二部是胶济铁路交接，谈判项目虽然只有一个，但却是谈判难度最大的一项，也称铁路委员会，下设铁路评价、财政、视察、接收准备等4个分委员会。中日联合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中方委员长王正廷提出简易问题委员会磋商，复杂需要调研的，组织分委员会讨论，俟成报告书后提交中日联合委员会决定。小幡表示同意，双方商定开会日程间隔进行，周一、四第一部委员开，周二、五第二部委员开。

看似融洽的谈判背后，其实危机暗伏，因为小幡心中始终执行拖延政策，林林总总的项目只要谈判，就会制造麻烦。

仅公产谈判，第一部委员会就从1922年6月29日谈到11月29日，长达5个月，开了50次会议。根据条约规定，日本政府应将胶州德国旧租借地内所有公产，包括土地、房舍、工程及一切设置等项，全部移交给中国政府，不得向中国政府要求偿价。日本官厅所购置、建造者及前属德国官厅所有经日本增修者，中国政府应按照日本政府所用之实费给还正当公平之款数。

这些条款给了日本钻空子的机会，他们利用后者，狮子大开口，对增修建筑夸大其词，公产目录要价高达1827万元，而中方委员实地评估只有934万元，价格相差1倍，可见其中大有文章，价格水分十足。于是，讨价还价的拉锯战打响。“直到第47次会议上，小幡同意将公产降至1100万，但盐田以600万元的价格，共计1700万元”，张蓉撰文称，这种捆绑“销售”的价格，显然是在弥补公产的价格，因为盐田估价仅为200万元。

谈判桌上，唇枪舌战，剑拔弩张，各不相让，分毫必争。小幡对此丝毫不慌张，因为他就是要将期限拖长，过了6个月，中方就被动了。

谈判中，小幡继续一副媚笑为难的嘴脸，在盐田问题上，他一边笑着一边拍着脖子说：“王督办，如果盐田低于700万元，我的脑袋可就不保了！”王正廷也不示弱，也拍着自己的脖子用“成就干不成就算”的语气说：“小幡公使，太高了我也不好交代啊！400万元怎么样？”令王正廷喜出望外的是，小潘终于点头了：“尽管冒着掉脑袋的风险，还是接受吧！”王正廷告诉对方说：“我同意将价钱翻倍也是冒着掉脑袋的风险的，我一次出价就将价钱翻倍是会受到中方审查的。”王正廷在日后的回忆录中如此写道。

王正廷此话不假，接受谈判整个过程中，他多次受到质疑。包括外人租地土地期限问题，因为日本人的很多土地不是通过合法手段取得，按说不属于条约中相关条款的保护，却因为王正廷器重的徐东藩自作主张，将土地租用权的期限延长，甚至对于日本提出的土地永租权没有予以严厉驳斥，而受万夫所指，也使得王正廷跟着一起受到诟病。

另外，日本保留的公产有领事馆8处，高等女学校、中学校、病院等居留民团用途的公产11所，还有一些大学、俱乐部无偿永租，文化事业机构可以继续经营，都超出了条约规定的范围，成为中日谈判中被国人质疑的又一内容。矿产接收中，中方同意由中日合办公司归还日本政府500万日元的补偿金，也超出了条约规定，是一项无理要求。

接下来的海底电缆问题谈判，更是让王正廷陷入了舆论的漩涡中。

4

风波消散

谈判终于如期结束

青佐线，因为一纸“别纸约定案”，让小幡觉得志在必得。

鲁案邮电接收分委员会的主任就是前面提到的孔祥熙，邮电接收的主要内容包括两个方面：邮局和海底电缆。在邮局、电报局和电话局的接收上没有遇到太多的阻碍，作为公共设施，这些是理所当然无偿归还中国的，主要争夺的焦点是青岛与佐世保之间的海底电缆。

在全长536公里的青佐线建成之前，青岛拥有了青岛——烟台、青岛——上海海底电缆，总长646海里，两条海底电缆从栈桥东侧的古力井登岸，通过地缆引入青岛德意志邮局（今广西路邮局），青岛最早的海底电报通道就从这里起步。

“日德青岛之战硝烟未起之时，最先到达青岛海面的日本第一舰队，刚刚掩护完成了撤侨行动，便切断了青岛——上海和青岛——烟台的海底电缆，把青岛变成了与外界隔绝的一座孤岛”，于佐臣先生在《青岛回归》中称。

日本侵占青岛后，迅速利用青烟、青沪电缆，铺设成青佐海底电缆，开始为军用，但伴随着在青日侨激增，1915年7月开始收发公众电报。可以说，青佐线是旧有电缆的延伸，按理说应该归还中国。然而，《解决山东悬案条约》第26条规定：“惟该线之一部分，为日本政府用以安设青岛、佐世保之间海线，不在此例。至关于青岛、佐世保线在青岛上岸及其运用之问题，应由按照本约第二条所设之联合委员会按照中国现行各合同之条件约定之。”字里行间，看出在签订条约之初，日本政府早就盯住了青佐线。所以，日本委员借口“不在此例”已声明在先，要和中国委员对簿公堂。

最初的谈判，没有硝烟，一切按部就班，直到青佐线“上线”。小幡表面的平静背后是巨大的阴谋，因为他们有“别纸约定案”在手。

此约定案的发现者是陈干。陈干的任命在7月份，但真正介入谈判时已到10月份，他秉烛夜读，翻阅所有的会议记录，无意中发现竟然在第38次会议记录中夹着一份文约，上面既无落款也无印鉴和日期，虽非正式公文，但内容上却非常重要：中国拟将海底电线局委托日本代办，并允许日本经营两国间一切海陆电报通讯业务，终止与其他外国的电讯合作等等。

陈干倒吸一口冷气，此举无异于将电讯拱手让与日本，岂有此理？“他找秘书问这份约文的来由，秘书回答是王委员长特别叮嘱附在会议记录后面的。他又问孔祥熙是否知道这份约文的内容，孔回答说一概不知。最后，陈干找到王正廷，王正廷解释说，中日合办海陆电报通讯的事，去年曾与外交部和交通部协商过，大致达成了几条协议，收在会议记录里以备交涉时用”，于佐臣还原了当时的情形。陈干愤慨，眼下海底电缆正在谈判，合办岂不白白葬送？必须把它从鲁案谈判公文里剔出去！王正廷面露愠色：按下不提也就是了。

两人的争论没有结果，当晚，陈干辗转难眠，随即提笔致电北洋政府，曝光了王正廷与日本人私订别纸约定案，希望以政府的名义从速撤销，以绝后患。随后，他还通电全国，致使舆论一片哗然，给本来就对王正廷所作所为有疑虑的中国民众又添了一把火，群情激奋，北京学校、团体几千人到总统府、国会和外交部请愿，抗议王正廷外交不利，要求做出合理解释，反对浪潮一浪高过一浪。

在谴责声中，王正廷解释道：“日人虽于提案中附列以资参考，我方始终未与磋商。而细目协定中亦无一字涉及，其为无效之件而不辩自明矣……”事实证明，别纸约定案因为超出鲁案范围，并没有进行讨论。

与起初接下任务时的心境不同，连日来绞尽脑汁、日夜不眠的王正廷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民众的误解，青岛时局的混乱，没有给他充分回应和辩解的时间，而陈干又有着刚正不阿的性格，直接一纸诉状将王正廷告到了检察厅。“虽然这桩案子最终不了了之，但却给王正廷在中国收回青岛谈判中抹上了丧权辱国的政治阴影”，张蓉如此总结。

同样，也正是由于国内民众呼声高涨，迫使日本政府有所收敛，做出了部分让步，中日公产谈判最终得以按期结束。

1922年12月，中日《山东悬案细目协定》和《山东悬案铁路细目协定》全部签署，签订仪式结束后，王正廷与小幡握手时，勉强挤出一丝笑意，而小潘笑得同样尴尬，因为他在日本国内也被认为进行了一场屈辱的外交，受到了挞伐。

完颜绍元说，王正廷对小幡的本性总算有了切身的体验，可以说是深恶痛绝，所以，七年后，当日本拟派小幡任驻华公使时，担任南京政府外交部长的王正廷马上表示：此人不受中国人民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