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右阵营的对垒，是今天美国政治生态高度极化的主题。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一位遗传学和行为心理学教授，试图在势如水火的两个阵营间，就关于如何对待遗传学的立场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凯瑟琳·佩奇·哈登（Kathryn Paige Harden）是得克萨斯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的心理学和行为遗传学教授。她2019年出版了《基因彩票：运气、平等与补偿性公正》，集中表达了她关于这个话题的观点。
“人生而平等”是美国独立战争中出现的，最为人们所熟知的一句话。一位美式脱口秀演员给它加了后半句:“一旦出生，（是否平等）则取决于你父母的收入,以及你生在哪儿。”这看似蕴含着无奈的幽默感背后，实际上令人多少有些意外地隐藏了一个今天学术界已经达成的共识：儿童出生时所处的生活环境和条件,与其最终的生活结果之间关系的数据，具有科学意义。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而这恰恰是持“公平主义”立场的左派人士所反对的情况。
在今天，如果有科学家公开表示，教育和社会的不公平，和遗传有关，那么在西方主流学术界、舆论场上，他（她）一定面临着种族主义的指控。然而不幸的是，这种表述，似乎也有清晰的数据支持。在2018年权威期刊《自然·遗传学》的一篇论文中，研究者单纯根据人们拥有或不拥有哪些遗传变异（genetic variant），创建了一个教育多基因指数（education polygenic index）。研究者发现，那些多基因指数处于“基因”分布前四分之一的人，从大学毕业的可能性是处于后四分之一的人的将近4倍。这种差异居然和家庭收入造成的差异几乎一致！
人类历史上诸如“人种优化”这样的惨痛教训，让偏左派的人们对于一切讨论遗传与社会不公平相关联的研究，都充满了警惕甚至敌意。无论是“人种优化”，还是纳粹针对犹太人族群的大屠杀，都是基于当时不少人相信的、“科学”的遗传学证据。于是，停止讨论这种差异，似乎是一种非常明智的做法。而在西方社会政治光谱中偏右的人们则倾向于相信，人们生物学层面上的差异，是天然存在的。而这种事实，则导致了——至少是部分决定了——社会的不平等。
出人意料的研究结果
哈登教授的这本书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中，作者集中讨论了许多遗传学研究的基础概念和新的进展。在第二部分中，哈登则主要讨论了这样的问题：除了我们已经唾弃的优生学、人种优化理论，我们对于遗传学中的基因差异的认识，怎样能对社会政策产生有益的影响。
本书的第二章引用了两项令人震惊的研究。2020年，三位经济学家在权威的《政治经济学期刊》上发表了题为《遗传禀赋与财富不平等》的论文。他们认为，遗传差异不仅与身高这样的身体特征的个体差异有关，还和财富的多少有关联。论文集中分析了一个美国人的家庭群体：这些家庭有两个异性成年的白人成员，年龄都在65-75岁之间，退休，或者不再做有偿的工作。在这个相对结构单一、同质化的群体中，底层10%的人平均拥有约5.1万美元；而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前10%则拥有超过130万美元的积蓄。作者们使用了一个数字“教育多基因指数”来定量分析遗传因素与我们看到的财富多寡的关系。与我们在中学课本中学习到的孟德尔的豌豆性状单一的基因不同的是，人类的多数特征，比如身高等，都是由多种基因决定的。在这个研究中，几位经济学家根据以往的研究，制定出一个由许多个与受教育程度相关程度较高的基因决定的数值。他们发现：这个指数分数较低（后四分之一）的人，财富平均比教育多基因指数处在前四分之一的人，少47.5万美元。教育多基因指数比平均水平高1个标注差的人，比人群中的平均财富水平高出25%。需要说明的是，虽然这个多基因指数是根据与受教育程度相关联的遗传变异构建的，但这个指数分数高的人并不一定有更高的受教育程度。因此，这个研究的结果不能简单用“受教育程度高的人赚钱更多”来解释。论文中，作者把比较的对象限定在受教育程度相同的人群时，教育多基因指数每增加一个标准差，财富的数值也增加8%。
这项研究带给人们一个问题：是不是几位经济学家发现的，只是社会阶级分层所展现的差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另一个研究考察了兄弟姐妹之间的类似差异。而结论发现，在2000对兄弟姐妹中，拥有较高的多基因指数的人，在退休时也更为富有。
那人类是不是真的像历史上那些优生学和种族主义者所相信的那样，一切都可以遗传？在一定程度上，是这样。或许更为严谨的表述是1962年，著名的遗传学和进化生物学家费奥多西·多布然斯基的在《科学》杂志发表的论文《遗传学与平等：平等的机会让遗传多样性在人群中更有意义》中，所描述的那样：人们在能力，精力，健康，性格和其他重要的社会特征方面存在的差异……这些特征是受遗传影响的（conditioned），而不是遗传固定的（fixed），或者注定（predestined）。
但这些研究，还是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这是否意味着，财富的差异是天生的，不可避免的？而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又会带来一系列与道德、伦理、社会治理相关联的问题。
遗传学的复杂性——食谱和餐厅评价的比喻
本书的书名用到了彩票的概念，是指每个人身上所具备的性状，都是随机产生的，像是中彩票的过程。人类的受精卵需要来自父母双方的生殖细胞。从双方那里获得的DNA重新混合，创造出史无前例的、将来也不会再出现的新的DNA排列：每个人都是来自父母的70万亿种可能的子女中的一种。而这还没有考虑新的遗传变异的情况出现。
遗传学是一门非常复杂的学科。人们在许多具体问题上，都仍然在管中窥豹——因为遗传学的研究不仅要与巨量的科学数据打交道，还要与人的认知、社会生活、文化等等因素纠缠，造物主似乎在无情地挑战人类认知的极限。哈登教授使用了一个食谱与餐厅就餐体验的比喻。遗传学就像从食谱的信息出发，去认识、总结，以及预测顾客在餐厅的就餐体验。
基因很像一个蛋白质的食谱。有些基因是编码基因——它们直接给出蛋白质制造的指令。但其他的基因片段的作用则非常像是食谱正文周围用笔写下的注释，相当于说明书的说明书——就像提醒烹饪的人“把黄油从冰箱里拿出来”。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我们都理解，一个好的食谱，不一定可以烹饪出好的食物——原材料、环境的变化，烹饪技巧的差异，都会让结果充满了不确定性。食谱也无法决定你的就餐体验。餐厅的厨师可以利用食谱为你提供食物，但你的就餐体验除了食谱中所描述的食材和烹饪方法，还取决于餐厅的环境，和你共同进餐的人以及你当时的状态和心情等等因素。人的生活体验，既需要“基因食谱”这样的先天条件，也受到像是就餐环境这样的后天因素的影响。
遗传因素的复杂性也让人们对于相关研究的质量打了折扣。我们最为熟悉的遗传学的例子是伟大的遗传学家孟德尔对于豌豆性状的研究。而豌豆的性状遗传是由单一的遗传变异决定的，是最为简单的一种情形。而我们人类自己身上那些我们最为关心的性状，比如智商、身高、性行为、寿命等等，都是受到许多、许多——甚至我们不知道多少——遗传变异所共同作用的结果。
在21世纪初，“候选基因”是许多心理学家和遗传学家的常用研究方法。他们从一些关于生物的先验知识出发，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个遗传成分上，试图在较少的人群中非常密集地测量一个结果，以期望找到相关性。一个极为著名的例子是对血清素转运体基因连锁多态区域一个候选遗传变异5-HTTLPR（五羟色胺转运体基因，常被称为“快乐基因”）的研究。这个变异是某个特定基因组的一个微小部分。这个基因组会影响血清素在人的大脑神经元之间的穿梭。拥有不同版本5-HTTLPR的人，或许受抑郁症的影响不同。这个变异不会让你直接变得抑郁，除非你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压力，或者经历了我们今天在心理学上已知的诸如离婚、失业、贫困等等因素的影响。2019年，一位心理学家发表了一项研究，直指之前的那些声称候选基因与严重抑郁症相关联的研究都是不正确的。因为没有单一的基因可以导致抑郁症——甚至十个基因也做不到——就像单一的食谱无法让餐厅成功一样。
种族主义是血统决定的吗？
在任何关于遗传学的讨论以及人们的现实生活中，种族和遗传的关系都是绕不过去的话题。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相互杀戮，几乎都与种族的观念有关联。无论是我们中国人传统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想法，还是纳粹针对犹太人的屠杀，无论其“科学”的成分有多少，概莫能外。
作者为了解释这一问题，在书中详细解释了遗传与血统（ancestry）、种群（population）这些概念的关系。人类的祖先图更像是一幅莫奈的画作，而种族的观念则更像是非具象绘画的创始者之一蒙德里安的作品。远观莫奈的画，你能看得出天空、池塘这样的区域，但它们之间的边界远比蒙德里安的色块要模糊得多。种族将人及其社会地位、社会行为、社会等级本质化、绝对化。作者认为这种二分法过度突出了人与人之间的某些区别，而忽略了其他的差异。比如在20世纪早期优生学大行其道的美国，意大利人、爱尔兰人、犹太人等欧洲移民并不被视为美国“白人”统治阶级的一部分。在种族的划分中，技术性的矛盾始终是存在的：在美国施行种族隔离的时代，确定绝对的种族归属是必须的。南方几个州都通过了所谓的“一滴血”种族分类法，一个人如果没有“任何高加索人种以外的血统”，才是白人。而今天我们有非常明确的科学证据表明，90%的美国黑人都有部分欧洲的血统。
作者援引社会学与法学家多萝西·罗伯茨在《致命的发明》中的表述：“血统是一个基于过程的概念，是基于一个人在其族谱历史中与其他人的关系的声明；因此它是对一个人的基因组产生的非常个人化的理解。而种族是一个基于模式的概念，它使科学家和普通人都得出了关于人类等级制组织的结论……”
这些差异，使得许多遗传学家更倾向于使用血统和种群，而不是种族的概念。
生态谬误与左派的傲慢
目前任何关于智力、受教育程度、犯罪或任何特征的“遗传种族”差异的说法，在科学上依然是毫无根据的。之所以这样说，首先是因为大规模的GWAS（全基因组关联研究）的研究，都是基于欧洲血统人群的。我们还无法假设这些基因关联在具有不同遗传血统的人身上会以同样的方式发挥作用。
作者还用“生态谬误”的概念解释了为什么把群体间的个体遗传差异推广到族群间的差异，是错误的：
1950年，社会学家W. S. 罗宾逊在一篇关于具有开创性的论文中，提出了两组相关关系：第一组数据中，在国外出生的美国人，与英语文盲率间的个体的正相关性。这说明美国以外出生的国民，更难用英语流利地交流；但另一组数据，一个州境外出生居民的百分比与该州文盲率之间的“生态”相关性，则是一个负值。这是两组相矛盾的数据。对这一悖论的一个有效的解释，或者推论是，外来移民到了美国之后，往往定居在本土出生的居民更有可能识字的州。换句话说，各州的识字率之所以不同，除了我们在计算个体差异时所观察到的变量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原因。
在只掌握了部分信息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推测生态相关性，但结论多半是错误的。比如我们知道了个体中，海外出生的国民文盲率高，于是推测文盲率高的州，其移民的数目也多。但遗憾的是，这与事实恰恰相反。文盲率较高的州，其实正是境外来的移民数量少的州。
这是极端保守主义者那些煽动性论调的秘密所在，也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前文中，作者已经提到，目前科学上所观察到的数据，都是同一个群体内部的个体差异与遗传的关系，而群体间的差异，没有直接和清晰的证据。
作者在批评了极端保守派的谬误之后，同时也表示了对于一种极端的左倾观点的批评。虽然种族主义观点是不对的，但左派有一些朋友们的极端观点认为：人类种群的基因具有同一性，不存在差别，因此族群之间没有遗传差异，进而论证种族主义是站不住脚的。种族虽然不是一个有效的生物学范畴，但是认为族群间不存在任何遗传差异，显然是不对的。如果将反对种族主义建立在“种族之间不存在遗传差异”这样的过分绝对化的承诺之上，在哈登看来无异于建造空中楼阁。
结构性不平等的根源
美国著名的保守主义政治学者查尔斯·默里在他的《人类多样性》一书中认为，人有一个固有的遗传的“设定值”,社会变化可能影响基因设定值周围的少量变化,但不能改变设定值本身。也就是说，社会的不平等，是被写进人类DNA里的。不幸的是，这种认为社会变革无法逾越遗传的观点，得到广泛的认同。那么遗传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默里的观点对不对？
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研究者重新检视了很多历史数据。
上个世纪末，苏联的解体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波罗的海国家爱沙尼亚获得了独立。从二战到1991年之间，这个前苏联共和国的学生们在八年级结束时，会被动地被分配到三个学校轨道中的一个。三者之间几乎没有流动。完成学业之后，学生们就被分配到用人单位。大学学历不是非常受重视。独立之后，爱沙尼亚人终于可以获得教育和就业上的自由竞争和选择。今天爱沙尼亚人享有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所称的“高绩效的教育体制”，被认为将公平和质量进行了很好的结合。爱沙尼亚学生的阅读测试成绩高于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成员国的平均水平，而且国内学生之间的成绩差异很少是学生的社会经济背景造成的。英国遗传学家从受教育程度的全基因组关联分析中建立了一个多基因指数，并且测试该指数在苏联结束时小于10岁的人的受教育程度的关系。结果是，与在苏联时代受教育的人相比较，教育多基因指数能够明显更多地解释后苏联时代群体的受教育程度。也就是说，在孩子们服从分配的时候，他们之间的遗传差异与他们最终的受教育程度关联更为微弱。类似的模式在其他地方的历史数据中被反复印证——当人们具有更多的选择的时候，遗传的关联性更强。另外，研究还表明，在流动性较低的国家比如美国和意大利，受教育程度的遗传率实际上较低。双生子研究则表明，儿童的认知能力的遗传率在出生于贫困家庭的儿童中最低，而在富裕家庭的儿童中最高——尤其是美国，因为其保护贫困家庭的社会安全网络比其他发达国家更弱。
这些研究揭示了一个共同的过程：当人们因为贫穷，性别歧视或者政府压迫而无法继续接受教育的时候，他们所拥有的基因在很大程度上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基因与上学之间的因果链取决于是否有上学的机会。
这种观察有点反直觉：也就是说，消除结构性障碍，如制度化的性别歧视，过于高昂的学费和严格的分班制度等等，一方面会提高社会的平均教育水平，另一方面会增加人与人之间同遗传差异有关的不平等。
哈登教授在书中，批评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对于遗传因素有一种“默契地、勾结起来”的忽视。她觉得这些领域的学者之所以这样做，因为错误地担心自己的研究结论会被解读为他们自己所厌恶的生物决定论或者基因还原论。她认为尽管学者们可能用心良苦，但是这种系统性地忽略遗传因素地做法最终还是会让我们付出沉重的代价。笔者倒觉得哈登教授的观点值得商榷。在学科高度分化的今天，不同领域之间的壁垒确实使得一个领域内的进展很难在短时间内被其他领域接受和吸收。但是不同的领域，学者们都在尽最大可能利用该领域内的专业人士业已建立的学术研究方法和学术规范进行知识的生产。哈登教授在书中提到许多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展示的诸如受教育程度与某些环境因素之间的相关性，这些问题的研究还没有明确的因果关系，就被政府机构和社会团体作为对社会进行干预的依据的例子，问题并不在于研究本身，而在于决策者对于证据的选择。显然，哈登教授认为遗传学的研究结果有资格作为几乎所有社会问题的因果链中非常重要的一环。但这并不能阻止其他领域的学者们发表展示相关性的研究结论。
一切皆可遗传
像本书中大量篇幅所描绘的，一切都是可以遗传的。那么我们如何面对这个事实？这意味着什么？
作者总结了对于这个事实的三种立场：
历史上的优生学：提出遗传影响的存在，否定通过适当干预改善人们生活的可能性；
基因盲：无视遗传差异；
反优生学：利用基因数据寻找有效干预措施，改善人们的生活，减少结果的不平等。
在被用于对人进行分类时，多基因指数和其他任何算法一样，都很容易被用来反映社会的等级制度。有研究表明教育多基因指数与高中数学课程学习之间存在关联：这个指数较高的学生在九年级时，相对于代数更有可能选修几何。这使得他们在高中毕业时已经完成微积分课程的学习。一旦数学成为选修课，拥有较高多基因指数的学生也不太可能退出数学课。针对这一信息，我们应该怎么做？哈登教授给出的答案是：了解教师和学校如何能最大限度地提高学生的数学学习能力；以及关注分班制度如何巩固学生之间的不平等。
在如何使用遗传信息方面，哈登教授认为我们应该建立更好的医疗保健、教育、住房、借贷和保险系统，把每个人都纳入其中，而不论其基因彩票的结果如何。而在这一点上，无论是优生学的观点反其道而行之，抑或是依据基因盲的立场完全禁止使用基因信息，都是不足取的。
在今天美国极化了的政治生态中，写这样一本书，试图在两派之间建立一种理性沟通的管道，本身是需要勇气的。这也注定是一个艰难的任务。坦率地说，哈登的这本书，质量不算上乘。在美国著名的阅读网站如Goodread.com上，这本书得分3.9分。成绩优良，但算不上优秀。在专业领域，北卡罗来纳农业与技术大学的著名教授小约瑟夫·格莱维思在《柳叶刀》上专门撰文对该书提出了评论。在他看来，本书的立论中所依据的多基因指数的近期研究，本身就有许多缺陷，无法支持书中的结论。
我们也不难在书中看到一些逻辑上的问题。比如哈登教授提到的前苏联时代，学生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遗传信息对于最终受教育程度的影响较小，而美国、意大利这种国家中遗传率较高。但我们在承认在第一种情况中或许人与人之间更为平等的同时，或许要问，在人的全面发展方面，两者哪一种的效率更高，结果更好？比如我们在追求平等的时候，有没有为了拉高平均值而损害了某些孩子的发展机会？
哈登教授批评了美国在2008年艰难通过的《遗传信息不歧视法》。这部法律禁止在医疗保险和就业方面利用遗传信息对人群进行区别对待，以便“充分保护公众免受歧视，并消除他们对潜在歧视的担忧，从而使个人能够利用基因测序、技术、研究和新疗法”。在作者看来，除了只覆盖医疗和就业两个领域、未能在住房、教育、抵押贷款等领域发挥效用之外，这部法律和基因盲的立场相同，对于本来存在，且被可以正确利用的遗传信息视而不见。不过笔者认为哈登教授的想法过于乐观了。在针对任何关于遗传学的讨论都无法在公众和社会精英中达成共识的情况下，通过一部更为庞大的、基于哈登教授认为“正确”科学观点的法律，可操作性究竟有多大？
1997年，美国出现了一部科幻电影《千钧一发》。而它的英文名字《Gattaca》实际上没有对应的中文词汇，它是由脱氧核糖核酸中的四种含氮碱基的英文名字开头字母拼在一起组成的一个新单词。在影片描述的未来世界中，人类破解了一切DNA中的遗传信息，并且可以依靠科学手段为自己的后代选择优良基因。而那些本是爱情结晶的自然受孕的孩子们，则被视为是存在着各种先天生理缺陷风险的“残次品”。影片讲述的两个亲兄弟中，自然受孕的哥哥文森特被基因检测显示拥有多种先天疾病的高风险，并且预期寿命仅有30.2岁。而人工选择了基因的弟弟，则无任何缺陷。成长的过程中，毫无意外地，哥哥在各个方面，都是无法和弟弟媲美的失败者，最终只能做低等的清洁工作。影片的最后，文森特经过艰苦的努力，实现了自己成为宇航员，进入太空的梦想。而他的努力中，既有合法的手段，也有非法的途径。
感兴趣的读者，不妨去看看这部电影，体会一下其中的细节，或许对于本书中洋洋洒洒的讨论，会有更深的理解。
□邵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