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美国文艺评论家丹尼尔·S·波特出版了《100部戏剧: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戏剧排名》。其中，最吸引国人眼光的莫过于名列第32位、由我国明代戏曲家汤显祖创作的《牡丹亭》（又称《牡丹亭还魂记》）。《牡丹亭》与《西厢记》《孔雀东南飞》等作品都在表达男女之情及对封建礼教的反抗，为何《牡丹亭》就“技高一筹”、家传户诵，甚至“几令《西厢》减价”？为何它能驭“青春”之风，在当代火遍两岸三地，风靡全球？《牡丹亭》经久不衰的文化魅力到底是什么？本文将为大家解答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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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本版《牡丹亭》剧照 （上海昆剧团提供）
“情”本体：《牡丹亭》的百年文化内核
对当代读者来说，《牡丹亭》的故事并不陌生：太守府的大家闺秀杜丽娘正处豆蔻年华，奈何受制封建礼教，虽有美貌，却无人惜、无人怜。一日，杜丽娘在梦中偶遇一书生，似若与柳、梅之物相关。梦醒后，西风萧瑟，“吹梦无踪，人去难逢”，后竟郁郁而终。谁知，世间果然有柳梦梅其人。他机缘巧合下拾见杜丽娘的绝美画像。二人虽阴阳相隔，却共度幽会。后来柳梦梅掘坟开棺，杜丽娘死而复生，才子佳人终修成正果，喜结良缘。
关于《牡丹亭》的故事，历来有多种解读，大抵都能抓住“情”字这一关键线索。其一，《牡丹亭》的“情”是一种与“理”对抗之情。汤显祖少年师学泰州学派，受思想家李贽影响颇深。不同于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李贽强调人“最初一念之本心”。故汤显祖的作品也在表达对封建礼教的反抗。其二，这种“情”也是个性解放、女性解放之情。《牡丹亭》的成书恰逢明代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和启蒙思潮的涌现。因此汤显祖对杜丽娘的讴歌也是在表达人的自然之情和爱情。确实，汤显祖在开篇《标目》中就写道“百日消磨断肠句，世间只有情难诉”，直接点出了“情”这一全剧的题眼。可见，这两种对《牡丹亭》之“情”的常见解读也算是有理有据。
然而，这些理解都无法很好地回答上文提出的问题：如今流传下的很多古典名作都在表达相似的主题，《牡丹亭》在内核上究竟有何不同？或许，以上观点只是看到了《牡丹亭》与其他作品的共性，而没有点睛其内在之个性。由此观之，《牡丹亭》表达的不只是对封建礼教的反抗之情，也不仅是某个婀娜少女的春思之情，更不是对某位具体郎君的爱慕之情。其表达的，是能让“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的“情”，是可“超生死、忘无我、逼真幻，而永无消灭”的“情”。质言之，《牡丹亭》中的“情”，是那“情”之本体，是那让各种“情”之所以成为可能的“至情”。
在《玉茗堂文》中，汤显祖道出了“情”对于文艺创作的重要性。“世总为情，情生诗歌，而行于神。”有学者指出，在汤显祖的诗歌、散文或剧作中，“情”字一共出现了百余次。可能正因如此，我们才能在《牡丹亭》中“因情成梦，因梦成戏”。只是这“情”，氤氲缥缈，不可定形。它时而是“梦之情”，杜丽娘因思而梦，梦中与书生相见，迷恋于他的风姿俊妍；时而是“物之情”，它化作梅子，尽添幽怨，杜丽娘不禁感慨梅子虽磊磊惹人爱，可又似“俺杜丽娘半开半谢”；时而是“影之情”，它在镜中、在画中，映射杜丽娘湖山梦绕、垂杨风袅之美，但也让她看到人间绝色偏不少，只是红颜易老。当然，它也可化作男女之情，只是它只能在人世与冥幽之域兜兜转转，游于“不在梅边在柳边”与“恰些春在柳梅边”的诗对中，展现的是要浸染与渗透一切的“情动”之力。
总之，这“情”，可变、可游，它恰人间悸动，随万物流动。这“情之所动，一往而深”，它能穿透百年的长河，让须臾无限拉扯；又能跨越空间的边际与国别的限制，在不同种族、不同文化的观众间流转，引发意蕴悠远、妙不可言的“情动”之传播。
全本版《牡丹亭》剧照 （上海昆剧团提供）
“情动”传播：《牡丹亭》的文化传承之道
恰如《牡丹亭》中所描述的生死转合，昆曲艺术的百年发展也几经兴衰。新中国成立前，专业的昆曲表演团体寥寥无几，20世纪80年代末受多种因素影响，昆曲的生存空间被大大压缩。到了新世纪，昆曲抓住了历史的机遇，2001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2004年由白先勇主持的青春版《牡丹亭》开始了全球巡演。2006年昆曲入选我国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时至今日，昆曲已经成为我国对外宣传的一张名片，而《牡丹亭》更是几近成为昆曲的代名词。面对这样一个重要的文化IP，该如何深挖其文化传承之道呢？
无独有偶，当400年前的汤显祖通过文艺作品表达“情”之本体时，当代的西方学界也在经历着一场名为“情动转向”的研究思潮。有趣的是，两种思想虽有时空之隔，思路却有相近之处：“情动”强调的不是某类具体之情感，而是“前个体”的情感的生成与流变。这与《牡丹亭》中所呈现的非具体化的“情”有着内在的共鸣。因此，面对《牡丹亭》这一戏曲文化瑰宝，我们应借助当代“情动”传播的研究热潮，大力挖掘、推广其内在的、具有普世价值的“情”之本体。
全本版《牡丹亭》剧照 （上海昆剧团提供）
例如，今天若再度翻拍《牡丹亭》，就不应再过分强调具有时代局限性的反封建、反礼教或女性压迫等主题。因为这已不再是当今社会的主流问题，片面强调这些只会让年轻的观众产生认知隔阂，从而让《牡丹亭》中流动的普世之情被限定在具有时代局限性的情感描绘中。青春版《牡丹亭》之所以在西方也能有口皆碑，离不开它对传统封建礼教描绘的淡化，并将重点放在了“至情”的真善美等方面。剧中呈现出的反抗精神也会成为一种超越时代的“纯粹反抗”，故而西方观众可以将《牡丹亭》和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进行比较，产生深深的情感共鸣。
对《牡丹亭》“情”之本体的挖掘，要着力于观众的身体体验。众所周知，人类的情感反应优先于认知系统，而文化又是可感、鲜活的。对文化的传承需要保留其感性维度，不宜将鲜活的文化转化为生硬的认知符号。这就要求我们在《牡丹亭》的“情动”传播中，要让观众切身感受这股“情”，而不是启动理智之脑去框架它、定义它。戏曲的优势恰恰在于，它通过与观众的临场接触、虚实相生的舞台设计、绵延悠扬的词曲唱调，呈现出需要观众身体填补和体会的“虚拟符号”。在这种情动的审美体验中，观众与作品互为你我，昆曲之美及其承载的历史价值与文化记忆转化为了观众身体的一部分，进而造就了人类共通的“情感共同体”。如此看来，《牡丹亭》不仅是历史的，更是当代的；不仅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
（作者李坤系河南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河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