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西湖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施一公首部作品《自我突围》出版发行，并引起社会关注。澎湃新闻注意到，这本书分收集了施一公的50余篇文章，内容涉及他的家世故里、成长足迹、生活百味，也呈现了他的育人之思、科教心得等。
书中，施一公写到，父亲为其取名为“一公”，是取意“一心为公”，“父亲赋予这个名字的寓意，在我一生中的很多重要关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的选择。”
“总有一些人在揣度我的回国动机。”施一公在书中说，“其实，我不止一次地告诉了大家自己的真心话：我回到清华最想做的事就是育人，培养一批有理想、敢担当的年轻人，在他们的可塑性还比较强的时候去影响他们，希望清华的学生在增强专业素质、追求个人价值的同时，也清楚而坚定地从内心深处意识到自己对于这个国家和民族义不容辞的责任，承载起中华民族实现强国梦之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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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施一公结合自己的求学、工作经历，用较多的篇幅阐述了他的育人之思，比如为什么上大学、“起跑线”重不重要、怎么回答钱学森之问，以及如何培养创新拔尖人才，等等。
此外，施一公在书中写到了自己一些不为人熟知的青年时期经历，比如，大学时期父亲去世后，面对现实问题，他一度不再想规规矩矩做一名科学家，在当时“从政必先经商”的观念影响下，曾打算先经商再从政，最终又在经历变数后决定赴美留学，走上学术道路。
青年时期一度决定经商从政，卖过鞋、当过导游
“1987年9月，父亲意外去世以后，我一度不再想规规矩矩做一名科学家，也对学业和科研失去了兴趣。我从小到大第一次开始面对现实的问题。”施一公在书中写道，这一因为父亲去世后家里失去了顶梁柱，母亲收入微薄，工资不足以承担他的大学开销；二是因为“我想帮助全天下需要帮助的人，扶倾济弱，伸张正义，而最能做到这一点的职业就是政府官员……所以我当时计划在清华本科毕业后从政。”
由于当时社会上流行一句话“从政必先经商”，施一公综考虑决定，先在商界积累一些经验，时机成熟再考虑从政。
他在书中写道，为了给经商做准备，他从1988春季开始，有意识地在清华和北大旁听了一些经济、管理、金融领域的课程，也多次聆听企业家的讲座。20世纪80代后期，随着经济加速发展，物价上涨也很快，大学校园也弥漫着浓郁的经商气息——学生宿舍的窗户上、室外的报栏里，常常能看到各种小广告，学生以代洗照片、打字复印等为名勤工俭学，挣得一些收入，甚至出现了“学生万元户”。
在这种氛围下，为了不增加母亲的经济负担，也为了锻炼自己，施一公决定主动寻找一些身边的小商机。
“当时北京刚开始流行耐克旅游鞋和各种运动装，穿上一双进口的旅游鞋和一身进口的运动装就是最酷、最时髦的打扮了，但这些进口服装和鞋的价格特别高。”施一公在书中写道，他苦思冥想后找到一家体育用品专卖店，并说服店主让他代理各种运动服装和旅游鞋。
在没有预付金额能力的情况下，施一公把学生证押给店主，并拿到了30双牛筋底的耐克运动鞋——每双定价 29元，溢出价格的部分归他。
第二天午餐时间，爱面子的施一公到清华七食堂的主入口，在地上摆出各种鞋码的耐克鞋。当天他就卖出了10双鞋，但接下来两天情况不好，最终三天共卖出去了15双鞋。除去成本，施一公人生第一次做生意挣了近200元，相当于他半年生活费。
此后，施一公又尝试给在北京的外国游客当导游。
“我跟着颐和园的中文和英文导游，听了多次有关颐和园的介绍，用心记下来，自己给自己练习，增强信心。”施一公在书中说，为了招徕客户，他一开始甚至免费当导游。后来他越做越顺畅，也越来越有信心，就进一步发挥自己强大的沟通能力，一方面通过自己的努力寻找外国游客；另一方面从旅行社租车，从酒店带团去颐和园，后来又扩展到香山。
“但一个人这样做非常不容易，所以从1988 年秋季开始，从头到尾尝试做了三个月之后，我就又转移了目标。”施一公写道，“靠着理科生的敏锐和初生牛犊的胆量，我一边在校园学习，一边经营着自己的小事业，到1989年底已经积累了一笔不小的财富。”
1988年时，施一公原本计划在1989年大学毕业后和同学一起去香港发展，同学负责技术和研发，他负责营销和公关，并和香港的公司签订了正式的合作协议。但到1989年7月23日，因情况生变，施一公的第一份正式就业协议失效了。
这一变数改变了施一公的人生计划。“经商受挫，从政无门”的施一公，在心情颇为抑郁的情况下，突然间萌发了出国留学的想法。
于是，他努力备考托福和GRE，并于1990年春节期间收到了来自美国艾奥瓦州立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并且，他当时积累的财富不仅能满足他的所有生活需要，也足以支付他申请海外留学的费用和赴美机票。
到了1990年6月，已在艾奥瓦州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施一公，得知自己被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录取，于是又转学去了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1995年，施一公获得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分子生物物理博士学位。
“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以后，我还认真考虑过今后到商界发展的可能性。”施一公在书中写道，“当然，深思熟虑之后，我最终还是选择了学术之路。”
获博士学位后，施一公前往美国纽约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进行博士后研究。之后，1998年1月，施一公加盟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开启独立科研生涯。
谈“起跑线”：真正掉队的是饱受父母和老师质疑的孩子
2008年，已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终身教授的施一公回国，全职到清华大学工作。
关于回国原因，施一公在书中写道，“我回到清华最想做的事就是育人，培养一批有理想、敢担当的年轻人，在他们的可塑性还比较强的时候去影响他们，希望清华的学生在增强专业素质、追求个人价值的同时，也清楚而坚定地从内心深处意识到自己对于这个国家和民族义不容辞的责任，承载起中华民族实现强国梦之重任！”
也正因如此，《自我突围》中有很多关于育人、关于人才培养的内容。
在书中《我们为什么上大学》一文中，施一公表示，我们上大学（包括本科以及硕士、博士阶段的学习）是为了学知识、充实自己，但也不只是为了学知识、学技能。上大学最重要的是学做人——学做一个健全的、有自信的、尊重别人的、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大学最重要的目标就是培养这样的人。“中国要想腾飞，一定是我们的学生、我们的青年人强大才会腾飞。”
在《“起跑线”重要吗？》一文中，施一公表示，对于人生这场充满变量的“超长马拉松”，“起跑线”的影响不是决定性的。
“在大部分语境下，‘起跑线’指的是基础教育的各个阶段。其实，在起跑阶段和前半程只要不掉队太多，你就仍有机会后来居上。”施一公说，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小学、初中甚至高中阶段，只要成绩不是太差，只要父母相信孩子的潜力，孩子就不会丧失信心，就会具备在未来创造奇迹的可能。真正掉队的是饱受父母和老师质疑的孩子，他们会在心底里失去自信，从而很难抓住机会。因为，后半程同样重要，在没有父母师长鼓励督促的情况下，一个人的自信心和内驱力尤为重要。
他指出，任何时代都有少年得志、一鸣惊人的幸运儿，也有厚积薄发、大器晚成的负重者。人生的成功既有社会公认的一些标准，也应当有自己的定义。其实，人生不是一场马拉松，因为它本就不是一场比赛，而是时时刻刻的体验。每个人沿途的风景都不相同，终点也不一样。所以，与其说“不要输在起跑线上”，不如先想想自己期待的终点在何方，以及想要走一条什么样的路径。
从钱学森之问到创新人才培养：要鼓励学生“唱反调”
在书中《试答钱学森之问》一文中，施一公谈到了应试教育。
“就自身经历而言，我既是应试教育的产物，也是应试教育的受益者。”施一公说，“应试教育跟着我走完了4年大学。在美国攻读生物物理博士学位期间，我一度跟不上生物课的逻辑，成绩几乎到了不及格的边缘，但应试教育打下的坚实数理基础，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帮助我恢复了信心。”
他还提到，在普林斯顿大学做助理教授和副教授的5年里，他运用应试教育的解题思维，主动选择有稳定预期和丰厚回报的科研课题，潜意识里回避了高风险的基础前沿课题，并在他选择的研究领域内迅速建立自己的学术声誉。他认为，中国的应试教育保证了学生具备扎实的知识储备，为他们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这种训练可以让学生受益终身。
与之同时，施一公指出，应试教育赋予学生寻找标准答案的惯性思维、固化思维，很可能对其今后从事最原始的科研、挑战前沿的问题产生持久的负面影响。
他说，随着对应试教育的深人思考，他得出了一个在他潜意识里被回避的结论:“长期受应试教育的影响，寻找标准答案的惯性思维深入我的骨髓和每一个细胞，即便在博士毕业之后的独立科研生涯里，我仍然缺乏足够的冒险精神，不自觉地回避前途不明的前沿方向，而常常选择相对保守但回报较为丰厚的研究课题！然而，科学研究的前沿恰恰是这些前途不明的、具有高风险性的前沿探索领域。实事求是地讲，应试教育赋予我的理念，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我从事科研最珍贵的原创精神。”
“很多分析中美教育差异的学者一致认为，中国大学生的理工科平均水平是相当不错的，甚至可以比肩一些发达国家的学生，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应试教育的成效。但是，拥有批判性思维和创新精神的拔尖学生非常缺乏。这也就是中国教育‘均值很高，方差很小’的现象。”施一公说，这种现象也体现在科技创新与核心技术的攻关之中。
因此，2008年全职回国后，施一公做了一个决定：他的实验室用很小一部分力量延续来自普林斯顿大学的科研课题，而把大部分力量投入崭新、高风险、没有任何成功把握但令人激动、令人痴迷的研究方向。
也因此，施一公在书中提到，期望大学、中小学教育不要刻意磨平学生的棱角，而要鼓励学生“唱反调”——因为做创新性的科学研究需要批判性的分析思维。如果不从基础上改变鼓励“乖孩子”的教育习惯，就很难持续大规模地培育出拔尖创新人才。
论“做学问”：必须付出时间、必须具备批判性思维
施一公表示，作为一名科学家，他热爱科学研究。他在书中也谈到了关于做学问的内容。
“所有成功的科学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必须付出大量的时间和心血。”施一公写道，实际上，一个人无论从事哪一种职业，要想成为本行业中的佼佼者，都必须付出比常人多的时间和心力。有时，个别优秀科学家在回答学生或媒体的问题时，轻描淡写地说自己的成功凭借的是运气，不是苦干，这种客气的回答避重就轻，只是强调成功过程中的偶然因素，常常对年轻学生造成很大的误导。一些幼稚的学生甚至会因此开始投机取巧、不全力进取，而是等待所谓的运气。
施一公表示，博士期间，他将很多时间花在了科研上。回国后，即使担任很多行政职务，他也仍将很多时间留给了科研。
“回国前，我立下郑重誓言:以科学研究为本职，要把 50%以上的时间和精力用在实验室的研究课题上。”书中，施一公写道，为了做到这一点，他推掉了绝大多数的应酬和各种非学术会议，也限制自己每年参加国际会议的次数。担任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和医学院常务副院长期间，他把35%左右的时间用在了清华生命科学的学科建设和学生培养上。剩下的10%左右的时间用于外出开会、评审、对国家建言献策、锻炼身体以及放松。2017年将工作重心转向去杭州创办西湖大学后，他在科研上保留了40%左右的时间，募集捐赠和政府联络用了大约35%的时间，还有20%左右的时间用在教学、人才引进以及学科建设方面，最后留有5%左右的灵活支配时间。因此，平均每天他晚上只有5个小时左右的睡眠时间。
同时，施一公还提到，要想在科学研究上取得突破和成功，只有时间付出和刻苦是不够的，还必须具备批判性思维。整个大学和研究生阶段的教育，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培养学生的批判性分析能力，让其掌握能够进行创新科研的方法。他提出，正确分析负面结果是养成批判性思维的最直接途径之一。只要有合适的对照实验，判断无误的负面实验结果往往是通往成功的必经之路。
基于自己的求学经历，施一公还强调，耗费大量时间的完美主义阻碍创新进取。
谈到诚实做学问时，他表示，一是要实事求是，尊重原始数据的真实性；二是，只有自己对具体实验课题做出了相应贡献，才应该在相关学术论文中署名。（澎湃新闻记者 程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