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蓝天救援队将受困妇女儿童救出。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贵州蓝天救援队在涿州转移受困民众。
贵州蓝天救援队在土耳其参与地震救援。
佛山蓝天救援队在阳春市转移受困民众。（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忧子 摄）
今年7月，重庆市蓝天救援队在万州受灾地区进行排危清理工作。（@视觉中国）
古人如此为“侠客”立传：“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不矜其能”。在过往的抗灾救援现场，除了消防员、武警战士以外，还有一群身穿蓝色制服的“侠士”，用他们的血肉之躯一起捍卫百姓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蓝天救援队。
从地震、洪灾等大型自然灾害救援到日常的落水打捞救援，蓝天救援队队员的身影几乎随处可见。作为民间公益救援队，蓝天救援队和许多公益组织一样，并没有固定收入，很多队员都笑称他们是在“用爱发电”；但恰恰是这群人，总是急人所难、不求回报，甚至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以命相搏，对陌生人施以最大的援手，点燃生命之光。
在这些“侠士”一次次义无反顾逆行的背后，这个公益组织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日常是如何运作的？还面临哪些挑战？即日起，广州日报推出系列报道，将镜头聚焦于这群“布衣之侠”。
驰援涿州的“蓝天人”：抢夺黄金救援时间转移民众
在灾难面前，“逆行”是所有民间救援队共同的姿态。据央视新闻报道， 8月1日至2日，几乎24小时内，河北涿州就增加了将近1.7万个外地手机信令，其中有近1万人是从外省赶到涿州，而在这群逆行者之中就有相当一部分“蓝天人”。据记者了解，其中河北蓝天救援队总计出队300多人，贵州蓝天救援队也出队41人。
8月1日，蓝天救援队收到来自涿州市政府请求紧急支援的函件，同一时间，河北省域蓝天救援队、江苏省域蓝天救援等派遣出的精干部队也已陆续抵达涿州。为抢夺黄金救援时间，蓝天救援队派遣的基本规则是以400公里~800公里之内的就近城市队伍为主。距离涿州较近的河北保定蓝天救援队于7月30日8:00出发第一梯队，至8月4日保定市蓝天救援共出队105人，前往大马村、北关村等地，协助当地开展抗洪抢险及救灾工作，累计救援转移群众3948人。
距离涿州约1000公里的江苏蓝天救援队也收到指令。8月1日晚，原本在旅途中的江苏蓝天救援队督导徐文杰紧急驱车赶往涿州，与17支江苏省域蓝天救援队伍中的其余144人汇合，当晚，他们总共转移了1800人，至目前总计转移村民3000多人。
镜头之内，这些“蓝天人”是逆行者、守护者；而在镜头外，他们只是一个个拥有侠义之心的平凡人，当中有企业员工、有工人、有做小本生意的老板；他们大多已组建家庭，但他们最爱说的一句话都是“把后背交给队友”。
惊险时常发生 队员们“失联”为常态
徐文杰的主业是做机动车相关生意，在成为一名蓝天救援队员之前，他曾是一名公务员。2016年，徐文杰通过电视知道了蓝天救援队。“我发现这是一份可以做实事的公益事业”，带着这份热情，他报名参加其中。2016年至今，徐文杰参与过河南洪灾、泸定地震、宁古泥石流、土耳其地震以及近期的涿州抗灾等国内外救援行动。
而惊险的事情时常发生，江苏蓝天救援队擅长水域作战，但在此次的涿州洪灾救援中也几度碰到差点翻船和被急流冲走的险境；由于灾区容易缺失信号，队员们彼此“失联”也是常态。
此前在泸定地震救援中，徐文杰就曾随队进入一个无人区村庄，为摸查村内情况，徐文杰等10人乘船深入。当时他们与指挥处联系只能通过最传统的方式：每隔两小时发一次信号弹，若超过2小时20分钟不发信号弹，外面的人就会进去解救。“结果进去后，我们由于对环境不熟悉，行船十分困难。在发出最后一颗信号弹时，我们比预定时间超过了半小时，那次险些与大部队失联。”
日常省吃俭用 买救援装备却很积极
徐文杰所处的救援队伍里都是一些和他一样热衷公益事业的人。但从事专业救援并不只是“用爱发电”，除了日常饮食、训练培训等费用外，仅是专业设备的购买就需要花费不少钱，而这些几乎都是由队员们自筹。如一艘皮划艇，加上发动机大概需要1.5万元/台；在救灾中需要使用的无人机大约是2万-5万元/台；抛绳器1万~2万元/部；可在水灾中承载2~3人的浮力马甲约1000元/件。今年，徐文杰所在的队伍还购入了一台无人救生船，花费3万元，同样是由队员们自筹购入。
以上这些装备在此前的江西鄱阳湖洪水、河南郑州暴雨、泸定地震等重大救灾工作中都曾起到过重要作用。徐文杰介绍，这次的京津冀暴雨救援中他们也带来了那一台“海豚一号”无人船。“在危急关头，我们就是通过遥控的方式，让无人船自动行驶到落水者面前实行救援。”
徐文杰算了一笔账，每年下来，他在蓝天救援队购买装备花费的金额大约为4万~5万元；而其他队员少则也要1万~2万元。他笑称：“我们的很多队员日常都省吃俭用，但是一提到买装备，大家都非常积极。”
而这份侠义精神也不分国界，今年土耳其地震时，江苏蓝天救援队也积极前去救援。“当时每个队员都是自费买机票前往当地进行救援的。”徐文杰透露，对于这些“隐形付出”，他们对外却很少提及。
碰到危险自己先上 “请假也不敢和单位说实情”
一支成熟的救援队伍，在重特大灾害响应中需要有一套前后方配合的协调响应机制。河北保定蓝天救援队队长庞治将他们的协调体系称为“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比如信息协调机制，从信息收集、信息发布、领取任务，再到人员安排、完成任务、反馈信息……我们从2019年开始尝试运行这个平台，同时联合社会应急力量进行模拟演练，今年七月份我们刚做完演练，没想到这次就派上用场了。整个流程比我们以前单独作战更顺畅。”庞治说。
但总有一些时刻回想起来让人“后怕”。一次车辆救援中，庞治需要和队友一同下潜打捞车辆，当时水下能见度低，在救援过程中，两人只能通过徒手摸索来确定位置，然而没想到的是，队友在摸索过程中由于看不清，差点扒拉掉庞治的面镜，他吓得赶紧用手抓住队友的手，而此举也将对方吓了一大跳。“最后，我们很快镇定下来，选择了脸贴脸的方式，并用手电筒光进行指引，花了将近20分钟的时间才完成救援工作。”
尽管救援过程危险，但在蓝天救援队里，大伙却都有着一份默契——碰到危险自己先上，把安全留给队友。庞治在蓝天救援队待了15年，他在这里认识了好兄弟王东升。王东升是上一任保定蓝天救援队队长，在队友们心目中，他是那个在零下20℃第一个穿好潜水服下水打捞的“勇者”、是给大家备足后勤的“好大哥”、也是队伍里“待机”时长最长的“老前辈”。“但不幸的是，前年他突发疾病去世了。”庞治哽咽着表示，这份工作需要投入很多精力和体力，除了学习不同技能、保持日常训练外，身体也长期处于超负荷运转状态。“他坚持这么久，身体容易吃不消。”庞治感慨道。
而完成救援任务回到保定后，作为企业员工的庞治并没有告知单位自己这次请假是去了涿州增援。“我不敢跟单位说，怕单位担心。”
大灾面前不当旁观者 “我们可以把后背交给队友”
贵州距河北有2000多公里，而这一次，本能驱使着王毅要冲去一线救援。8月2日，带着40名队员，开着7辆装备车和10多只橡皮艇，王毅和队员们从贵阳直奔涿州。“在大灾面前当一名旁观者，我们良心上过不去。”
除了是贵州蓝天救援队队长外，王毅还是蓝天救援队发展部部长。他告诉记者，在全体队员的搜寻下，两名在涿州牺牲的蓝天救援队员的遗体先后被找到。在现场，队员们用他们独特的方式，向自己的好兄弟、好姐妹做最后的告别。 “我们不是简单的队友关系，我们是在关键时刻敢于把命交给对方的人。”说起自己的队友们时，王毅的声音有些颤抖：“甚至可以说，我的命也是队友们捡回来的。”
王毅距离死神最近的一次是在2016年。当时是在冬天，几名驴友在贵州一个溶洞探险出现意外，洞穴有100多米深，因为气候转暖，洞穴里的冻土开始融化。王毅和队友们收到求救信息后第一时间前往现场救援。“当时虽然穿着冲锋衣，但洞穴里的水太多了，我的衣服已经湿透了，加上在洞穴连续停留七八个小时，导致身体开始出现失温，浑身冰冷，意识不清。队友们发现后赶紧为我用干衣服裹住身体，并陪我聊天，他们拼尽全力通过滑索把我运输到洞外，及时送到医院治疗，才算摆脱生命危险。”
“蓝天人都是生死之交，在关键时候，我们可以把后背交给队友。”王毅说。
“要纯粹地救人” 队伍内无论身份一视同仁
王毅所在的贵州蓝天救援队虽然现在有700多名队员，但流失率也挺高，可谓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王毅坦言，队伍人员流失，自费救援是很大原因。“不过这都是队员自愿的，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王毅对蓝天救援队的免费救援有着苛刻的要求，即便是有企业赞助，对方也必须出于公益目的，不能附带任何的冠名、广告要求，因为他担心一旦和商业利益传播挂钩，民间救援队容易丢失最初纯粹的公益性质。“我们要做的就是纯粹的公益，我们就是要纯粹地救人。”
2013年，原本经营着两家公司的王长福加入深圳蓝天救援队，从此一发不可收。“从加入蓝天救援队的那一天起，每一次出去都有可能是有去无回。”
王长福介绍，蓝天救援队的成员中也有一部分是公司的老板。这些老板参与进来，纯粹是因为兴趣和有爱心，他们参与进来除了出钱出力出时间，还出场地，也冒着生命危险去参与救援。“所以，企业老板参与进来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他们完全可以选择安心赚钱，也没必要涉险，但他们却选择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王长福说，在蓝天救援队内部所有人一律平等，一视同仁，并不会因为某个人是企业老板或者为救援队捐了钱，他在救援队的地位就不一样。
坚守的理由 “总有一份情怀要安放”
“加入我们的队伍给不了你什么，只会给你一身武艺，只有拥有了武艺，才能行侠仗义。”东莞蓝天救援队队长张家杰介绍，自2014年成立以来，团队参加的重大突发救援事件包括2015年深圳山体滑坡、2021年河南郑州、新乡等地水灾以及今年年初的土耳其地震等。团队日常还会协助政府开展城市救援任务，其中最常见的是溺水搜救。
与所有蓝天救援队一样，东莞蓝天救援队的日常运作资金主要靠自筹，而这并不会阻止想要加入的侠义之士。东莞蓝天救援队目前共有成员300多人，包含队员、预备队员和志愿者。在采访时，张家杰刚接到一个报名电话，对方是一个43岁的大哥。“他是一名军人，退伍之后就加入了民兵，按规定45周岁以后他也要退出民兵体系了。一想到之后自己的情怀无处安放，他就想要参加蓝天救援队。和他一样，情怀在我们很多人的脑子里是挥之不去的。”
而能支撑张家杰多年来无偿救援的也是一份军人情怀。“我出生在军人世家，爷爷、爸爸都是军人，所以保家卫国、为人民服务就成了我的一种情怀。从我干救援10多年的经验看，很多队员能坚持这么久，背后也是有这份情怀在支撑。”
保定蓝天救援队队长庞治也告诉记者，蓝天救援队内的人员流失率挺高，最终能坚持待在队伍里的人多少都是出于某种情怀，有的是出于回报社会，有的是出于军人情怀，有人则是出于对队友的承诺……庞治属于第二种。“我1986年当兵，1990年退伍。如今当我穿上这身救援制服时，我可以重新感受到肩上的重任。”
那些“侠义”的人和瞬间——
“巾帼女侠”组起救援队
佛山市蓝天救援队队长万雯辉祖籍赣州，自幼出生在武术世家，练过跆拳道和长跑。长大后的万雯辉来到广东创业，2008年的汶川地震让她深受触动。“我想多学习应急救援的知识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2009年，广东救援辅助队招收学员学习应急救援知识，万雯辉毫不犹豫报了名，在培训营刻苦训练，随后她于2010年加入广州蓝天救援队，又在2014年成立佛山蓝天救援队。目前，佛山蓝天救援队可以参与救援的类型已包括高空救援、水域救援、山野救援、城市救援、自然灾害救援等。
一接到电话就“不吃不喝”
记者记忆最深的一次，是在河南郑州洪灾现场，一位蓝天救援队队员的脚上还沾着泥泞，一边啃着方便面、一边就着矿泉水狼吞虎咽，可还没等他吃完，在收到一通求救电话后，这位队员便立即放下食物、穿上救生衣赶往救援现场。
方便面和矿泉水成为救援队员们在一线时最常见的“伙食”，而倘若碰上救援紧张，他们甚至24小时都顾不上吃饭。
“他们不要我的水”
“此次看到北京房山蓝天救援队关于不接受对牺牲队友捐款的告知，我鼻子都酸了。”市民鲁先生说。该告知中这样描述：“房山蓝天有纪律，干净纯粹做公益，不接受个人的捐赠。执行任务时不动老百姓的任何东西。”鲁先生是上海人，此前河南发生洪灾时他正在郑州出差。“当时就是蓝天救援队的队员们把我从受灾区域救出来的，上岸后我从包里拿出一瓶水想给他们，但没有一个人要，还跟我说‘物资金贵，你自己留好’。”
“一壶水一袋干粮”过一天
2010年初，云南、贵州遭遇大旱，蓝天救援队先后出动4批次专业探洞队员，历时半个多月深入贵州省4个州9个县旱区，勘察了45处洞穴，找到可饮用水源11处，为当地援建应急供水站3处，解决了5万人的饮水问题。
而当时的蓝天救援队队员王毅正是找水队的成员之一。找水是一项极度危险的工作，他们需要深入无人区，每天带着沉重的装备行走在山野间，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坠崖。那时的王毅，身上总背着一个墨绿色大水壶，外加一袋干粮，每天在高温下奔走十多个小时，这种“一壶水一袋干粮”过一天的生活，他整整过了20多天。
驾着“小型坦克”来救援
在台风“山竹”过后的阳春市抢险救灾中，记者见到了佛山蓝天救援队的各种专业装备，队员们驾驶着两台大型吉普车如同小型“坦克”，车后的两个排气管经过改装，气孔转弯90°直上车顶，这让汽车可以轻松穿越较深的积水。队员们一接到任务，就把车停在较高处，然后将救生艇等设备拿下，进入积水较深处搜索需要转移的民众。
队员们胸前别着对讲机，方便现场沟通，嘴里还咬着哨子，一进入积水就吹哨提醒被困群众，救援效率非常高。
文/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程依伦、肖欢欢、武威
图/受访者提供（除署名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