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中国式养老难题,是社会关注度较高的一个话题。特别是人口老龄化与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进程相伴随,又叠加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和收入差距,使得当下的养老问题变得格外复杂严峻。

前不久发布的《“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明确提出,“十四五”时期推动全社会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格局初步形成,但这似乎并没有从根本上打消人们对未来养老问题的焦虑,毕竟从文字规划到真正落地还存在着诸多不确定因素。总体看,短期内解决好养老服务“买不到、买不起、买不好、买不安心”的问题,并非易事。

对中国的养老需求进行分析,不难发现这是一个“枣核形”结构,位于两端的分别是富裕人群和困难人群:富裕人群的高端养老需求,可通过市场化方式解决;困难人群的养老需求,可以由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加以兜底。恰恰是处于枣核中部的老年群体,数量最多,处境也最为尴尬——高端养老院住不起,低端养老院不愿住,公办养老院则需要很长的排队周期。

之所以出现上述情形,根本原因仍是养老服务有效供给不足,特别是针对普通老年群体的普惠型养老服务方面,供给缺口更是庞大。对此,有关部门早在2019年初就启动了“城企联动普惠养老专项行动”,当年下达中央预算内资金14亿元,新增养老床位7万张。从数字上看,力度不可谓不大,但平摊到亿万级老年人口这个“分母”上,显然有些力不从心。

普惠养老能否真正破解中国民众的养老焦虑,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但从发展方向上看,决策层很重视,市场也有呼应。2021年11月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明确指出,“大力发展普惠型养老服务,促进资源均衡配置”;《“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强调,“要织牢兜底性养老服务网,同时扩大普惠型养老服务覆盖面”,这些都为推广普惠养老夯实了基础。

与财政兜底的基本养老、完全市场化的高端养老相比,普惠养老更加强调构建一种面向社会大众、主要依靠市场供给且由政策引导的养老服务体系。它通过对养老服务价格的合理引导,最大程度地满足普通老年群体的养老需求。同时,普惠养老的另一大着力点是对社区养老服务机构的扶持培育。比如,通过运营家庭养老床位,将服务延伸至家庭;又如,推动乡镇、街道层面的区域养老服务中心与社区机构功能互补,共同构建“一刻钟”居家养老服务圈等。

推动普惠养老发展,一方面要格外强调对普惠服务能力的建设,另一方面要积极调动地方政府和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发挥作用,努力在优质服务和合理价格之间寻求最大公约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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