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他爹咔倒（摔倒）好几次了，也没发烧，谁知道是不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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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打一针，打一针就好了！”
“俺今天开始进原里（地里）干活了，前几天还被它给撂倒了嘞。”
……
如果这是一场关于农村经历疫情的电影，我会把这些来自北方农村的话一句咬一句地作为毫无背景音乐的开场，在文艺上可能会取得先声夺人的效果，但是在现实中，这些话的发出者身上，正在承载着疼痛、忍耐以及与病毒的种种抗争。
村道旁边就是亟待侍弄的大棚。
2022年最后一个月的最后几天，疫情考验着村民们的身体，也考验着农村基层医疗储备和水平。大地一般地承受，就像他们无声地经历洪水、干旱等灾害一样，极尽办法之后，默默地又开始了以往的生活。接受采访时，村医们还哑着的嗓子不仅代表着他们刚刚经历过病毒的侵袭，更代表着他们曾在疫情高发期，用有限的储备，在和一天百十号村民带来的病毒贴身肉搏。
突如其来
12月10日，在北京的文洁抗原自测阳性。那时候周围已经有不少阳性同事，她并不担心自己，却不由得担心起老家的亲人们。于是，文洁用外卖的方式“点”了一些药物送到家。当看到一些药显示库存就几件时，她开始在家人群里提醒大家备药。正好那天，在县城照顾孙子的文洁妈妈因为核酸混阳，家里被贴了门磁。一天几份药送到，因开门次数过多，导致文洁妈妈受到了防疫人员的严厉批评，文洁妈妈又把这份批评转移给了文洁：“俺自己啥药买不到啊，用不着你千里遥远地瞎操心。”
为了孙子的健康，文洁妈妈慎重地把酒精塞出门缝，对着外卖纸袋喷了又喷。又在门缝里把包装扔掉，边扔边跟孙子嘀咕：“你说奶奶那一管里谁是阳性啊，是不是刚回来的大学生？要是传染了可怎么办嘞？”
文洁妈妈跟村里的很多老人一样，他们不知道德尔塔、奥密克戎，也不知道什么毒株、什么变异，他们只知道这几年笼罩在头顶的这个病叫“疫情”，而叫“疫情”的这个病在2020年过年时是会死人的。
知道妈妈还在被严厉训斥，文洁对妈妈受到的这份“保护”感到一点安心。就是推算着随着返乡潮，老家可能会在春节经历疫情时，文洁因为又没法回家过年而感到一些遗憾。
可是，哪里等到春节，还没等文洁恢复味觉，文洁的爸爸就中招了。接着家人群里，表姐、堂姐、姑姑陆续出现症状。
每当下瓢泼大雨时，文洁的妈妈都会重复小时候的经历：那年的雨像老天爷直倒下来一样，眼看着河要决堤了，大家吓得哭声一片。洪水就要来了！于是家家开始生火，把一直不舍得吃的白面都烙成了饼。然后找一根长绳子，把一家人都栓在一起。就算被大水冲跑，也得全家人在一起。
这次疫情，就像那年的大雨一样，来势汹汹。
文洁虽然身在北京，但是她也在村里的小队工作群里。粗略统计了一下，群里通知全员核酸、拉网式核酸、区域核酸等方式，从2022年4月份开始，村里共进行了近100轮核酸，从10月份以来几乎每天或隔天就做一次。12月中旬开始，核酸变成了愿检尽检。有一天，文洁妈妈特意告诉她村里的核酸棚子拆了。
刚开始做核酸时，村里一些老人以为像查体一样，所以早早地等着。等第二次做的时候，老人失望地对“捅嗓子眼”的说：“唉，上回你们啥也没做出来啊……”防疫人员哭笑不得：“俺那大娘哎，做出来可就坏喽。”
文洁的姥爷。
渐渐地，大家已经习惯了核酸。突然不做了，心里反而没底了。“我听说大城市都不管了，咱这里也不管了吗？”“这要是不管了，跟瘟鸡一样，一下子‘扑棱’了怎么办呐？”村里的人议论纷纷。
“最严重的时候是阳历年前一个星期吧。一天能来百八十口子，咳嗽的、喘的、发烧的，从早到晚屋里吭吭咔咔的。”山东省临沂市沂南县辛集镇东南庄卫生室的村医徐凤迎说。
文洁有位同学在一个县城的政府机关工作，刚刚转阴复工，疲惫地直摇头：“我们还没反应过来，只3天的功夫，整个政府大楼几乎阳遍了。这不，我们体质好的人开始上班了，晕晕乎乎的，当务之急是研究元旦期间怎么保供。”
比东南庄大很多，刘庄子卫生室是为附近几个自然村配备的，条件相对较好，有两位医生、两位护士。因为村医刘焕奎医术较高，擅长中医，有时候县城的人也会排队到他这里抓中药。12月中旬开始，一周之内，这个卫生室就接诊了近千人。人手不够怎么办？村里的两个学护理和临床医学的返乡大学生也加入了诊疗队伍。接诊强度极大，卫生室的6个人也很快发起高烧，纷纷累倒了。无奈之下，12月25和26号，他们不得不暂停接诊。“不撑劲了，确实是不撑劲了。”刘焕奎说。
药，药，药！
文洁给家里外卖点药时，妈妈还说啥药都能买到。可是还没等门磁摘掉，县城里什么药都买不到了。文洁的姑姑还算幸运，买到了一盒退烧药，虽然从没听说过那个牌子。退烧药没买足，于是乱七八糟的其他药买了一兜子，仿佛买得越多，心里越踏实。文洁的妹妹曾经做过微商，说儿童版美林布洛芬混悬液早已经被炒到700块钱一瓶。
县城里很多没有阳的，会选择喝中药预防，所以很多中药店门口排起了大长队。也有人转发一些偏方，比如喝黄豆水。文洁的姑姑在有症状的第三天出现肠胃不适，文洁也搞不清楚是药的副作用引起的，还是因为黄豆水喝多了。
“骨头疼，肉也疼，骨头和肉长不到一块了。”12月22日，文洁的表姐明艳在群里说全家都发烧了，6岁和15岁的两个儿子烧得直“打摆子”。明艳翻箱倒柜找出来一瓶布洛芬，可能是过期了，吃了没管用。她在另一个镇上经营一家快递点，有人找她发快递，她告诉客户说自己可能阳了，发烧，先别来。那个人说他也阳了，顺道给她送点安乃近，那个效果好。明艳说：“怪喜人的，挺好。送来的药我们吃了，出了汗，烧得就不那么严重了。”但是明艳不知道，安乃近儿童不能服用。对此文洁很生气，质问表姐明明很早就让大家买药，为什么不听呢？“我这当妈的不合格，没给孩子备药。可是你不知道啊，要是想买10种药，俺这里能有1种就不错了。”
据村里医生说，退烧、止咳、抗病毒、抗生素类药品，是被严格管控的“四类药品”，而且农村这几年不让任意接诊发热病人，所以村里人嘴里说的“药社”，也就是村卫生室，应对新冠的药非常有限。
东南庄村卫生室里输液的人。
“也不止我们这里缺，北京那些大城市不也缺？缺了就想办法呗，病状基本就是头疼脑热感冒发烧，没有布洛芬和连花清瘟，那咳嗽就开点止咳的，头疼开点止疼的，还有安乃近。”徐凤迎说。
记者采访了两个村诊室，情况大致如下：前期口服退烧药不多，尤其高峰期，也就是12月20号到27号左右，是不够的。相比口服退烧药，卫生室的针剂还比较多，但是村医们一般不给输液，因为观念有所改进，不像前些年输液那么普遍了，除非很有必要并且病人强烈要求。这个“很有必要”就很难拿捏，因为要输液就说明比较严重了，可是那些看起来很严重的，尤其是有基础病的老年人，他们会比较慎重。“老年人难办点，咱一看就知道看不了，就让这老人赶紧去上边看，别给人耽误了。”所以相对来说，打小针的比较多。刘庄子基本不给病人打针，主要是让大家吃药，而东南庄打针相对较多。病人一般是一天打两针，打个两天，基本就能好。因为症状基本类似，头疼、咳嗽、发烧，所以针剂主要是氨林巴比妥、小柴胡和林可霉素。
到12月底，上级卫生院开始调拨一些口服退烧药，布洛芬一天能保证两瓶（一瓶100片）。
文洁说，农村的疫情变化就像疫情来的时候一样，一切都太快了。比如今天她还在为农村诊所扎堆输液和打小针担忧，明天老家一些村医可能就已用药将高烧迅速逼退，让很多人看似平稳地度过了险情。可是，长久来看这些药的影响还不得而知。
一些不被关注到的事情
对一些北方农村的老年人来说，哪个冬天都不好过。可是寒来暑往，冬天不可阻挡却又极为熟悉。村里的一些老人每年冬天看着不大行了，开了春就又旺相了很多。但是对于疫情，老人们无可奈何。
2022年的最后一天，文洁的小舅被大舅打电话从县城叫了回来，因为文洁的姥爷剧烈咳嗽了几日之后，躺在床上不吃不喝一整天了。姥爷没发烧，还在发烧的小舅给他检查了一遍身上，看到腿上有一块淤青，才知道姥爷自己摔倒又爬起来了。88岁的文洁姥爷十几年前得过脑梗，不会说话，行动也不便。他在哪摔倒的，又是怎么爬起来的，这个艰难过程无人知晓。
十几年来，文洁的三个舅舅轮流伺候着文洁姥爷。可是每个人都有一大家子要养活，能一天给做三顿饭、晚上陪着就很好了，尤其是二舅和小舅，从县城到村里快30里路。可这一天三顿饭，把一个劳动力栓得死死的。文洁的姥爷爱吃饺子，文洁的妈妈这些年一有空就包饺子、冻饺子，然后骑几十里的电动车送饺子。算起来，文洁妈妈已经送了几万个饺子了。
文洁说，在冬天，村里人取暖需要烧炭，但一些老人没有这个能力，屋里屋外往往一个温度，走进去很冷。
“可子女也没办法，他们也得干活挣钱，能抽空回来看看就是做得挺好的了。”辛集镇干部于彬彬说。
村里当街空荡荡的，即便元旦那天墙根很暖和，也没有老人待在那里晒太阳。
这些年村里走的老人多，和舅舅们同龄的人就总往文洁姥爷家里跑，来看看他们的叔，来和“换班”伺候的舅舅们聊天。
这些日子最大的话题毫无意外的就是疫情，和疫情下的老人。
1月7日，医护人员在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姜畲镇联映村为老人检测血氧饱和度。 新华社记者 陈泽国 摄
刘焕奎说：“庄户人，能忍就忍着。所以一些来看病的，都是子女看老人比较严重了。可是我们治不了，赶紧让送上边医院。就算去，也不好说怎么样了。”
确诊高峰刚刚过去，重症高峰却还未知。“庄里的老人，不愿意麻烦子女，有的干脆就没子女在跟前。元旦期间，我们镇对有基础病的、子女不在身边的各种情况的老年人进行情况摸底。以前就有底，现在摸得更细。然后采购一些血氧仪什么的，为了转移病人还准备了几辆车。我们就跟他们小孩似的，子女没空，我们就得多去看看。”于彬彬说。
农村医疗的短板在此次疫情中暴露出来。采访期间，安徽省阜南县龙王乡乡长刘晓妮发来一个链接，是某媒体一篇关于农村疫情应对的文章。她说：“分级诊疗很好，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人。譬如说村医，年龄结构偏大，诊疗能力偏低，包括长久以来的治疗习惯也有问题。”
当问及建议时，她的思路也很清晰：“目前需要统一一下应对方案。其实我们更关注医疗下沉，尤其希望能安排专家到基层指导，并开展巡诊。通过这种共同参与、提前介入的形式，在实操中帮助村医或者乡医提高诊疗能力。”
还有，就是关于目前重症患者往上转运的问题，她告诉记者，她看到国家也已经要求农村地区要扩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院前急救的力量，特别是要求对每个乡镇卫生院和社区中心起码要配一辆救护车，要把各个县域的120急救系统纳入急救系统，统一调度，并建立绿色通道，上级医院能够及时接收基层转运过来的病人。“这些都很好。马上春节返乡高峰要来了，考验还在前方。”刘晓妮说。
如若再追问，她就表示，此次疫情暴露的不仅仅是基层医疗方面的问题，农村的空心化、老龄化以及养老问题，才是个综合性的大难题。
1月7日，海南省文昌市铺前镇地太村一位高龄老人领到了防疫“健康包”。新华社记者 蒲晓旭 摄
疫情是个考验，暴露、放大了一些原本没有被关注到的问题。12月29日，长期关注乡村的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吕德文发文说：“大概而言，城市在疫情传播达峰的时候，乡村开始大规模流行；而城市处于重症高峰的时候，乡村则开始达峰。”算起来，农村的重症高峰可能正在到来。
日子还得照样过
年轻人的日子还得继续过。尤其对于种地的人来说，那些等着下地的苗子、那些等着采摘的果实容不得人们休息。
沂南县最大的农业品牌是荣获“国家地理标志”的沂南黄瓜，而辛集镇又被称为“中国黄瓜第一镇”，全镇有黄瓜种植大棚4500座。其中两座，就是文洁的姨，瑞霞家的。
发烧那天，瑞霞家的瓜苗正好送来了。瓜苗在小盘子里，一天不下地就蔫死了。栽到地里，浇上水，瓜苗就能活下去。
瑞霞也没量自己烧到多少度。“话说回来，量了又能怎么样？人蔫了，能咬牙，瓜苗蔫了就完了。”两口子也顾不得那么多，文洁姨就穿一件线衣、一条单裤，在大棚里汗流了一身又一身。姨父的身体反应更特殊，穿着袄，在潮热的大棚里却出不来汗，还感觉冷得直哆嗦。不管冷热，他们终于把瓜苗都栽上了。瑞霞和姨父说，回到家里躺在床上时，像死过去一样。
“不管烧不烧，大家都是跟以前一样，起来摘瓜、敞棚，骑着三轮去房庄子送瓜，下午盖棚，一样啊。”瑞霞说。过了一会儿她又补充：“还是有点不大一样，以前一个十来米的草苫子我一抓就抓起来了，现在得抓好几抓，没劲儿。”
吃了安乃近的明艳又继续在她的快递点忙碌。想起11月17日，因为有外地来的阳性病例去她那里取快递，导致全家被确定为密接而拉走隔离。那时候正好赶上“双十一”快递收发高峰，隔离结束后，明艳家的快递堆成了山。明艳挣了命地干，才恢复原来的秩序。
此次全家感染，又赶上“双十二”。明艳这次没让快递堆成山，她知道快递点此时就像“毒窝”，可躲也没法躲，就跟顾客说明自己的情况，做好消杀，该发就发，该收就收。
虽然明艳累的时候总说她的活“不是人干的活儿”，但她好歹还有活干，她的弟弟明轩就没那么幸运。这几年因为疫情，开大货车的明轩不仅活少了，还因为各地防疫政策总被卡住，所以去年干脆把车转让了出去。
后来他就到村里附近的杀鸭厂、杀鸡厂干活。县城附近这种厂子很多，不少年轻人在里边干临时工，干一天有一天的钱，拿计件工资。厂里比较忙的时候，像明轩这种有劲的年轻人，每天天不亮就去，干到晚上回来，好的时候一天能挣好几百。但也不是长久的工作，不仅是因为吃的“青春饭”，还因为厂子的经营情况也不稳定，并非天天都有那么多活等着去干。
没活的时候，已经有两个孩子的明轩就像热锅上的蚂蚁，焦虑不已。可是迫于疫情，这几年他也不敢贸然出去打工，因为据他了解到的信息，外面的很多工作也不稳定，可能说没就没了。最近他正在琢磨，等这一阵子过去，情况应该会好些，到时候再去看看外面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机会。
其实也不止明轩，村里很多打工的年轻人也都在这几年遭遇了诸多变化，甚至是停滞、打击和倒退。文洁说这次疫情把他们都烧得红红的，希望能像凤凰浴火一样，很快重生吧。
（文中部分人物名字为化名、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