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资料图)

互联网渗透到人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仅就内容传播领域而言，由于体量庞大，内容繁杂，导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对这些海量的信息进行核查。在陕西师范大学郭栋老师的《互联网时代的事实核查嬗变研究》（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中，第五章在对2003年发起的反网络低俗内容行动进行论述时，提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观点，即，这次反黄行动留下的一个重要的治理资源是：群众参与的内容核查模式。

自互联网内容产业产生以来，低俗内容就一直被各方人士所诟病，而在实践中，治理低俗内容的策略，则从顶层设计到内容实践层面，皆有所涉及，不过大多情况下，治理的主体被定位为各类监管机构和平台方。网络用户，尤其是普通的网络用户，很少被动员起来参与网络内容的核查与治理，在《互联网时代的事实核查嬗变研究》一书中，作者通过研究2003年兴起的反网络低俗内容运动发现，该运动的主体就是一干网络用户，发起者甚至还总结出一种“群众参与治理的模式”，“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只要你坚持社会正义、社会道德、社会良知，坚持真理，坚持和保护精神家园的信念，坚持社会责任感，都可以加入这个阵营。”提出这个观点的是当时的一位大学老师，除此之外，他在当时也仅仅是一位普通的网络用户，把群众参与作为一个阵营，这种模式的积极作用是，用书中的观点来表达就是，“一种较早的公民参与治理的直观表达”，它能弥补传统治理模式存在的不足，毕竟，传统治理仅仅依靠有限主体的“管和治”难免存在百密一疏的情形。

如果说上述观点只是理论层面的阐述，那么实践中的该模式支配的一种核查机构在1世纪初出现了，2004年6月，我国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网站开通”，“举报”二字，说明其主体范围之广，更多的意图是动员普通网络用户参与到治理实践中来，如果说这个创新还略显中庸的话，而实践中一些机构的做法，则更凸显群众参与的特色所在，如2013年，多家机构联合起来组建“民间万人鉴定团”，提出的口号是，“人人都是网络安全鉴定官”，郭栋教授爬梳出2003年、2004年和2013年发生的这三件事件的内在逻辑共性，即，都是鼓励普通网络用户参与网络内容的核查工作。对于这种模式的作用，《互联网时代的事实核查嬗变研究》一书这样总结到，“人民战争起到一种磁吸作用，能激活特定的、志趣相投的公民网络，这个网络中的群体类似于一个共同体。”

其实，群众参与对事实核查最大的影响是主体的嬗变，这就涉及到了《互联网时代的事实核查嬗变研究》一书的主题。网络产业的迅猛发展使得核查主体的范围扩大，而且逐渐淡化核查工作的专业性，强调其职业性。当然，这种转变最初被普通人所认知是通过“黄色新闻”的形式呈现，尽管传统新闻学理论中，这种新闻类型和色情是完全不同的种类。2013年，十几家互联网公司组成的“安全联盟”公开招聘“鉴黄师”，这则新闻会让一部分读者产生遐想的空间，但是，其背后的社会问题很沉重，它代表一种事实核查主体嬗变，这种转变是从职业层面开始，通过经济利益刺激的方式来实现的。在论述这个问题时，书的作者首先从存在已久的“鉴定员”职业入手，把研究的时间提前到20世纪80年代，存在于当时媒体的一些和“鉴定员”有关的报道被作者深入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事实核查的主体很早以前就溢出新闻生产机构了！不过，很长时间以来，“鉴定员”这种工作仅仅存在于特定行政机关的特定部门，进入互联网时代以后，这个职业从行政部门移植到网路内容产业，在该过程中，针对这个职业，在普通人的认知层面发生的最大的变化是，其经济价值被放大，如年薪20万、福利好等等。网络产业中的鉴定员在性别、年龄和技术含量等层面均发生了明显变化，甚至还有媒体把鉴定员中的女性当作被凝视的对象，于是出现了“妈妈班”“声音鉴定员”等报道内容。

新技术对群众参与式的内容鉴定带来巨大的影响。《互联网时代的事实核查嬗变研究》一书认为这种影响是双向的，一方面解放了枯燥的内容核查流程中的人，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即最后一英里悖论，该悖论表明，人是不可能完全被机器所取代的，用书中的话来说就是，“新技术的发展存在最后一英里悖论，解决它最终依靠人，人在未来不可能完全消失，只是会退缩到一定的范围。人工离不开智能，智能也脱离不了人工”。至少，在内容核查领域是这样的。（作者：徐文策扬州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