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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市场化的报纸兴盛于上个世纪90年代，此类媒体中的事实核查真正进入公众视野，或者说影响力较大的核查类栏目被受众广泛认知，其时间大约在2010年前后，关于这个问题，在陕西师范大学郭栋老师所著的《互联网时代的事实核查研究》（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中论述的较为详尽。在第二章，作者分析了报纸和电视中的事实核查类新闻产品，用了大概49页的篇幅，而对报纸上的事实核查的研究大概占了29页的体量，可见作者对该部分内容的重视程度，本书评即围绕这个话题展开。

报纸上的内容核查，既有中央级媒体（如《人民日报》的“求证”栏目），也体现在地方媒体上（如书中探讨的长沙、南京、杭州和武汉等地的媒体），后者的范围广泛、数量众多。书的作者选取的是中央和地方几家有代表性的媒体，包括《扬子晚报》一篇新闻作品，它曾获得第28届中国新闻奖二等奖，《人民日报》的“求证”栏目，还有一些都市报开设的事实核查类专栏，如《钱江晚报》的“真相”栏目，《武汉晨报》的“谣言粉碎机”专栏，《北京青年报》的“照谣镜”专栏，《南京晨报》的“求证新闻”栏目等，在这些研究对象中，代表着两类事实核查的形式，《互联网时代的事实核查研究》一书中这样区分到，一类是设立固定栏目的核查，一类是非常态事实核查，第一种类型如前所述，其中影响较大的是《人民日报》的“求证”栏目，该栏目的发起者甚至在2011年第七期的《新闻实践》上策划一期和“求证”栏目有关的选题，名为“一线提问：五问新闻求证”，至此，求证栏目的开设时间仅有半年，如此策划，其在当时的影响可见一斑。

从这期策划入手，郭教授详细分析了“求证”栏目的生产主体、选题方式和内容生产优势等，得出的结论是，这个选题策划是学术期刊最早探索事实核查的代表性成果，书的作者通过细致搜索资料，厘清了这个栏目定位的三个层次，包括选题定位、报道定位和功能定位，还得出作者自己的结论，即这个栏目有着自己独特的固定模式和范围，从选题到定位基本围绕社会的良性运行展开，选题多数情况下和用户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这个结论，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和栏目自身的定位有所偏差。

和上述“求证”栏目有所不同，都市报的核查类栏目有着自己的特点，最大特点是在2010年前后，此类栏目在都市报中遍地开花，作者研究了4家典型案例，一是《钱江晚报》开设的“真相”和“健康求真相”栏目，作者还质疑两者的定位重复；二是《武汉晨报》“谣言粉碎机”专栏，值得注意的是，这份报纸在2017年发生了震荡，2019年底停刊。作者充满深情地说道，要通过研究这个专栏来怀念这份报纸，还认为，这种信息传播媒介的变化如同人体内部的新陈代谢，是正常现象；三是《北京青年报》的“照谣镜”栏目，其成立与2013年8月，但是在作者写作这本书时，其网站上的相关链接已无法打开，也就是说，该栏目存在的时间较短；四是《南京晨报》的“求证新闻”，书中指出该报的这个类新闻选题分为三类：关于灾难的谣言、关于食品安全的谣言、关于疾病和健康的谣言等。

除了报纸上设立的一些核查类栏目外，《互联网时代的事实核查研究》一书还探讨了都市报中的非常态事实核查，即，对某一具体新闻个案展开核查实践，这种形式没有固定的栏目名称，没有固定的出版周期，有很大的随机性，而且作者还特别指出，这种形式和调查性报道的边界可能会有交集，书中重点研究了三个个案，即2011年5月27日，《扬子晚报》针对一个谣言的查证；2020年8月，《齐鲁晚报》针对某饭店坍塌谣言的查证；2020年9月，《南方周末》对微博热搜内容“父母起诉22岁女儿不养2岁弟弟胜诉”进行的查证，这些案例都表明，报纸对于事实核查的技巧的驾驭程度之高。

尽管上述案例大大偶向“鲸落”一样沉寂在信息海洋的深处，书的作者还是很乐观地写道：“在个体起来或倒下的瞬间，真个群体仍然是不断向前发展的”，所以，不必在意单个核查类栏目存在时间的长短。（作者：郭蓓 陕西师范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