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都中轴线不仅是北京的建筑轴线,也是文化的轴线。晚清、民国年间,北京正阳门以南的天桥成为古都文化地标之一。其实在古都中轴线的悠久发展史上,有过元、清两座时代不同的南北“天桥”,万宁桥才是北京中轴线上最早的“天桥”。

此天桥非彼天桥

最早将元、清两代“天桥”混而为一的,是民国年间的方济川。他撰写的《天桥纳凉诗》记录了晚清、民国年间北京南城天桥地区的繁盛景象。其中提到:“水心亭上耽醇酒,歌舞台前听郑声。岂是长安人尽醉,不知大厦近将倾。”又称:“五百年前一石桥,今来此处也魂销。酒茶楼畔笙歌醉,车马丛中粉黛娇。”

方济川在诗中注称元人著有《题天桥词》:“莫道斜街风物好,到此处,便魂销。”又于序中断言“桥在北京南门内,为元代妓舫游河必经之地”,直接将清代天桥的历史追溯到五百年以前,即始于元代的石桥。这一说法,1951年再经文化学者张次溪载入其编纂的《人民首都的天桥》一书,此后广泛流传,多谓“北京的天桥,始建于元代”。

后人竞相征引“元人《题天桥词》”,以表明北京南城天桥历史之悠久、文化之深厚。然而正如姜纬堂先生所言,此“元人”究竟为谁,所谓“天桥词”载于何处,却从未见考证。方济川诗中的摘引,当出自元代诗人许有壬的《饮海子舟中答人招饮斜街》:

柳梢烟重滴春娇,傍天桥,住兰桡。吹暖香云,何处一声箫。天上广寒宫阙近,金晃朗,翠岧峣。谁家花外酒旗高,故相招,尽飘摇。我政(正)悠然,云水永今朝。休道斜街风物好,才去此,便尘嚣。

方济川以许有壬词中提及“傍天桥,住兰桡”,故在自己赞咏天桥的《天桥纳凉诗》中笼统注为“元人《题天桥词》”。他将原词末句“休道斜街风物好,才去此,便尘嚣”,误录为“莫道斜街风物好,到此处,便魂销”,应是歌赋之时凭记忆夹注,所谓“诗无达诂,文无达诠”,不必深究。但许有壬词中所说的元代“天桥”,是否就是晚清以来繁盛一时的城南天桥,却值得探讨。

许有壬是元代著名文学家,其《饮海子舟中答人招饮斜街》生动描绘了元代傍依“天桥”的海子附近柳绿春娇、箫笙宛转,一派莺歌燕舞的繁华景象。方济川或以其词中称友人“招饮斜街”,而清代天桥之北亦恰有以烟花柳巷闻名的杨梅竹斜街,遂将二者误而为一。然而此元代“天桥”,非彼之清代“天桥”;此元代“斜街”,亦非彼之清代“斜街”。

“天桥”位于海子上

元初刘秉忠设计元大都的街巷大道时,基本上南北、东西方向取直,仅有钟鼓楼以西依原来水岸地势形成著名的斜街,亦即沿用至今的什刹海东岸鼓楼西大街。许有壬词题已明谓“饮海子舟中”,指出其聚饮地点为“海子”。

海子即元代大运河修通以后的积水潭,明代《长安客话》称其“汪洋如海,故名海子,俗呼海子套”。元代状元宋本曾作有《海子诗》:“渡桥西望似江乡,隔岸楼台罨画妆。十顷玻璃秋影碧,照人骑马入宫墙。”可见其地距离元代皇宫之近。许有壬词中的“广寒宫”,指的也正是元内廷琼华岛上的广寒殿。

广寒殿始于金代,元世祖至元初年重修,因地处海子之南,金碧辉煌,触目可及,故许有壬在词中感叹“天上广寒宫阙近,金晃朗,翠岧峣”。可见许有壬所说的“天桥”,显然就在大都城北的海子附近,与清代位于正阳门以南的天桥毫不相干。

事实上,许有壬所说这座北京史上最早的元代“天桥”,就是今古都中轴线上赫赫有名的万宁桥,亦名海子桥。

清代《日下旧闻考》引元代《析津志》有记:“万宁桥,在元(玄)武池东,名澄清闸,至元中建,在海子东。至元后复用石重修,虽更名万宁,人惟以海子桥名之。”海子桥又称越桥、月桥,俗称三座桥,明代以后还有北安桥、地安桥、后门桥等称呼。元礼部尚书马祖常所作《海子桥》诗称“南望蓬莱观,行人隔苑墙”,又谓“宫树飘秋叶,江船认石梁”。明初状元曾棨也作有以“海子桥”为名的诗歌,略谓:“鲸海遥通一水长,沧波深处石为梁。平铺碧甃连驰道,倒泻银河入苑墙。晴绿乍添垂柳色,春流时泛落花香。微茫迥隔蓬莱岛,不放飞尘入建章。”建章宫为汉武帝刘彻修建的皇家宫苑,这里借指元代繁华的宫廷建筑,形象地再现了元明海子桥别具一格的历史变迁与人文风景。

海子桥为何誉称“天桥”

许有壬之所以将元代海子桥誉称为“天桥”,或与清代城南“天桥”之得名相近,首先在于此桥为元代帝王往来两都必经的“天子之桥”。元世祖统一中原后,设上都、大都南北两都,并实行两都巡幸制度。每年二、三月草长莺飞之际,元帝率领宗王贵族、文武百官,浩浩荡荡从大都出发,到塞北上都(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境内)驻夏,处理政务。八、九月秋冷草黄时节,再从上都返回大都过冬。而每年春季元帝自大都北上,出宫最先经过的地方便是海子桥。秋季从上都南返,海子桥则成为其入宫前的最后一站。

西山泉水汇入城北积水潭后,江南船只可以直接驶入大都城。元世祖御驾途经海子桥时高兴地为“通惠河”赐名,以寄托“通畅南北、惠济天下”之旨。这座横跨河道南北的“天子之桥”,也由此见证了北京运河史上最为辉煌的一幕。

其二,则是用来形容其桥面高峻,似“天上之桥”。元代海子桥为京杭大运河千里北上的终点所在,地处通惠河连接积水潭的关键位置。其时运河新通,千帆云集,竟日不息。海子桥西侧的澄清闸,成为控制运河水量、保证漕运畅通的关键设施。元人有诗描写澄清闸换闸之艰难:“六丁竭力用工夫,不用长虹枕海隅。石齿冷涵云迹润,树头寒挂月轮孤。”海子桥初为木桥,后来才改为石桥。由于桥下漕船往来频繁,桥梁距离水面自当留出相当高度。尤其是澄清上闸关闭、下闸开启时,运河水位下降,海子桥之高峻,更加引人注目。

到元代中后期,由于受水量限制,进入积水潭的漕船越来越少。《析津志》称为“盖江南直沽海道来自通州者,多于(齐化门)城外居止,趋之者如归”。尤其是明初将北城墙南移至德胜门、安定门一线,永乐年间又将原通惠河部分河道圈入皇城,千里漕运的终点码头便转移到城外大通桥、通州、张家湾沿线。元代繁华一时的城北积水潭,此后逐渐衰落。元朝灭亡以后,两都巡幸制度自然终止。因而明清时期的万宁桥,虽不失为城北胜迹,但屡经修葺后,不再拥有昔日“天子之桥”“天上之桥”的亮丽风采。元大都北城一代“天桥”的盛名,随之湮灭。这或也是清代“天桥”兴起后,时人将二者混为一谈的重要原因。

由此可见,北京历史上有过两座著名的“天桥”,一为元代“天桥”,一为清代“天桥”。两座“天桥”一北一南,前后呼应,在北京城市发展史上都起过重要的历史作用,成为古都中轴线上两座最为重要的“文化之桥”。尤其是称为元代“天桥”的海子桥,已成为古都中轴线现存历史最悠久的建筑,有“古都中轴线上第一桥”之美誉,也将在北京未来的文物保护与社会发展中,发挥出更大的历史价值与文化意义。(郑永华)

推荐内容